《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葉建國 王勇 王群 ★李姍姍／北京、陜西、河南報道

　　文物主管官員的謹慎表態，并沒有使這場圍繞“曹操墓”真偽的爭論最終塵埃落定。

　　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在對河南安陽曹操高陵相關考古發掘和研究情況進行考察后，雖建議河南方面按照程序完成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申報工作，但也解釋稱，“傾向性認可的結論建立在階段性考古所取得的證據基礎之上”。

　　而在此前，針對河南安陽發現“曹操墓”的討論中，曾經有這樣一個笑話，說是“從曹操墓穴中挖出了兩個頭蓋骨，一大一小，經權威專家鑒定，大的是曹操的，小的是曹操小時候的”。

　　這則笑話包含了對一些站在各自立場對“曹操墓”發表看法的專家學者的諷刺。在這則笑話廣為流傳之時，亦是各方人士就該墓葬的確認和開發爭論正酣之時。

　　爭論主要在兩個層面展開：一是，該墓到底是不是魏武帝曹操之墓；二是，在文物保護與商業開發之間如何權衡，挖還是不挖，開發還是不開發。

　　這亦是眾多帝王陵墓發現、開發過程中一般都會遭遇的論戰。而隨著我國新一輪帝王陵墓開發熱潮的來臨，針對“帝王陵墓經濟”的更大范圍思辨也隨之聲隆。

　　中國帝王陵墓的背后究竟隱藏了怎樣的經濟密碼？這些埋葬著一代帝王的陵墓將給當地的經濟和民生發展帶來怎樣的圖景？縱然是拋卻單純的針對文物和文化保護的倫理和道德批判，帝王陵墓的經濟開發真的就那么容易一挖成名、坐收其成嗎？

　　真偽之辯的背后

　　對于一代梟雄曹操身葬何地，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民間有“漳河水底”、“安徽亳州”、“河南許昌”、“河南安陽”等諸多版本，更有“七十二疑冢”的流傳。

　　將曹操陵墓與河南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村之間建立起直接關系的是，1998年，西高穴村民徐玉超挖出一塊墓志。該墓志上有銘文稱“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后經專家考證，此墓志主人為后趙大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后趙距離曹操去世時間不過百年，專家揣測“魏武帝莫非就是后漢時期的曹操”。

　　不過，那座最初僅僅被稱為“東漢墓”的大墓并未引起考古界太多重視，卻引來了一撥又一撥盜墓者的興趣。2008年初秋，“東漢墓”再次被盜，有關部門追回一塊頗具文物價值的“畫像石”，引起了考古專家的重視。后經過多方運作和努力，2008年12月12日，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河南省文物局組織省文物考古人員正式對“東漢墓”進行搶救性發掘。

　　一年后的2009年12月13日，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漢魏史專家梁滿倉、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考古與古文字學專家郝本性等10多位專家通過對已出土文物進行研究和論證，最終認定安陽西高穴村“東漢墓”為曹操高陵。

　　西高穴村一夜成名，但針對曹操墓真偽的質疑聲也隨之而來。

　　在眾多的質疑聲中，來自河北邯鄲和安徽亳州方面的質疑引起了媒體的深度關注。其中，邯鄲與河南安陽隔漳河相望，同為歷史文化名城，此前，該市下轄的磁縣講武城鄉以西和時村英鄉中南部，與本次宣稱發現曹操墓的河南安陽安豐鄉，共同被曾任該市政協常委、文史委員會主任的劉心長圈定為曹操墓可能所在地。而安徽亳州為曹操故里。

　　更多的輿論認為，安陽高調宣布發現曹操墓和邯鄲、亳州提出質疑的背后，都代表了當地的利益訴求。畢竟，曹操墓的發現和開發或將對當地的旅游開發和經濟發展起到巨大帶動作用。而來自南開大學的歷史學者裴鈺經過測算給出的“一個曹操墓每年給安陽帶來的旅游收入將在4.2億左右”的判斷，更是讓人對帝王陵墓經濟的發展充滿想象。

　　“一部《三國演義》讓曹操家喻戶曉，曹操墓的旅游價值并不在秦始皇陵之下。”裴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陵墓保護的資金困局

　　也正是考慮到曹操墓可能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更多輿論觀點將矛頭指向地方政府進行曹操墓發掘背后的商業邏輯，稱曹操墓開發的背后是“政績工程”、“利益驅動”、“活人賺死人的錢”、“又一個周老虎”。

　　“商業開發和文物保護并非對立，都是文保工作中兩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只有具備系統科學的開發規劃的文保項目，才符合現代人文主義的要求，才是‘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文保規劃。”裴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在中國目前的文物保護投入體制下，對于文物工程的開發規劃更顯迫切和必要。裴鈺給出的例子是，甘肅省有各種不可移動文物13284處，其中國家保護單位22處，省級保護單位446處，市縣保護單位2950處，合計各種保護單位3418處。但該省每年固定的文物保護經費只有100萬元，平均每處292.5元，杯水車薪，文物保護與管理難以為繼。

　　又如河南省洛陽市博物館擁有館藏文物40余萬件，由于受場地、資金等因素的制約，只有極少部分才能與游客見面，加之資金缺乏、設施陳舊、維修不力等原因，導致了文物損壞的例子很多。

　　與甘肅和洛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內蒙古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下稱“成陵”)， 到2007年，成陵旅游區開發和陵園保護、修繕、建設的總投入已經達到7.8億元，成陵占地面積由1.5平方公里增加到10平方公里，控制面積達到80平方公里，其中陵園占地面積比開發前增加了一倍；文物古跡的修繕陸續圓滿完成，文物景點由開發前的14處增加到27處。

　　成陵在2001年啟動開發，當年農牧民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成陵開發6年后，即2007年，當地農牧民收入已經達到6287元，增長了151%。

　　“沒有產業開發‘輸血式’的支撐，成陵的文保不可能做得這么好。帝王陵墓商業開發所釋放的民生效益之巨，可見一斑。”裴鈺說。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有一個判斷：“(文保)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為保護對象的財產的所在國卻不具備充足的經濟、科學和技術力。”在裴鈺看來，這個判斷符合中國文保的現狀，中國是文明古國，也是第三世界國家，僅僅憑借國家財政不足以支撐整個文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