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樣的思維方式，曾經是人們對于“好官”的贊頌。然而在現代政治文明生態里，“公權力”卻必須注意行使的方式和邊界，不是簡單一個“為民做主”就可以概括的。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云南昆明的“拆防盜籠”事件。11月底，昆明市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負責人相繼接到指令，公職人員要在12月20日前自覺拆除自家的防盜籠，不執行者將被嚴厲問責。雖然一度傳出的“撤職”、“開除公職”說法被澄清為“不實”，然而“嚴厲問責”卻不是子虛烏有。

　　從新聞中披露的情況看，昆明許多老舊小區中，各家各戶普遍安裝的防盜籠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有官員就總結出了防盜籠的“三大罪狀”：影響市容市貌、擠占公共空間；造成雨污混流，污染滇池水源；形成重大安全隱患。雖然其中不乏夸大其辭的成分，但總是可以理解，用鐵腕措施清理防盜籠，是為昆明市民的公共利益著想，是在做提升城市整體形象的好事兒。

　　但問題在于，這種公權力的強力推行，已經進入了許多市民“私權”的空間，這就必須謹慎從事。同樣從新聞中可以看出，昆明居民住宅中防盜籠安裝的流行，是由很多實際原因造成的，包括社會治安情況差、生活設施普遍不足，等等。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強拆防盜籠帶來的城市整齊劃一“美感”，是否可以有效沖抵由此帶來的心理不安、生活不便的民生“痛感”，還是要劃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政府的各種行政舉措，從根本上說都是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福利。當公共利益和涉及面廣泛、影響重大的私人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政府應該多從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角度思考問題、化解矛盾，即便必須推出強制措施，也要充分聽取民意，合理制訂政策，嚴格依法辦事。簡單粗暴的家長式“為民做主”，很可能帶來的不是“善政”而是“亂政”。（洪 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