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的大學校園里，出現了“80后企業少掌門尋找清純美麗校花”的彩帶，同時，身穿圣誕裙裝的女生還在派發小廣告，目的就是幫助“富二代”尋覓佳偶。而且，記者進一步了解的情況顯示，這是廣州市的兩名“富二代”委托婚介機構進行的“征校花”活動。

　　此前，也有一些地方發生過所謂億萬富豪校園征婚的事件，當時，面對這種現象，出現了社會輿論的批評和爭論。等到有女生發出“黃世仁有錢，有品位，就是年齡大點，為什么不嫁他”的追問之后，這一現象更加成為刺激社會神經、拷問當代生活價值取向的焦點話題。

　　與一般富豪征婚不同，“富二代”花重金、搞活動、征校花，目的是“戀愛”，并不直接以婚姻為目的；而且，目標直指校花，顯得“很天真很露骨”。因此，有人稱之為具有浪漫情懷、炫富色彩的任性之舉，遠不是過去“人傻錢多”的暴發戶征婚所能比擬。然而，這一行動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

　　曾引起社會關注的“富二代”現象由此增添了新的話題。其實，從杭州發生飆車案之后，“富二代”這一概念才真正浮出水面，正式進入公眾視野。這個名詞從誕生那天起，就帶有濃重的時代烙印和社會普遍情緒所折射出的質疑。酗酒、飆車、撞人，和這樣的事件一起走來的“富二代”，在公眾印象里，幾乎成了花天酒地、任性、冒險、毫無責任感的代名詞。盡管有媒體不斷報道說，一些“富二代”怎樣具有責任感，怎樣為父輩財富積累的社會偏見正名，但從傳播效果來看，可以說收效甚微、改觀不大。

　　直面“富二代”，我們發現，問題首先出在“富一代”身上。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富一代”所走過的道路，幾乎成為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縮影。他們經歷過苦難也享受過幸福，歷經辛酸也品味過甘甜。吃過苦的人最怕自己的孩子再吃苦，因此，對孩子的補償心理，在客觀上造成了一些“富二代”放縱、溺愛的成長環境。沒有經歷過物質貧乏年代的洗禮，不知道受苦、挨餓是怎么回事，父輩的經歷更像是一種遙遠的傳說，一些“富二代”任性、放縱、缺乏責任感，也就不足為奇。也就是說，面對著財富的突然增長，我們的一些富人還沒有學會怎樣做富人。

　　幾年前，筆者走在香港大學的校園里，發現不少教學樓、學生公寓都是以個人的名字命名的。一問，得知是很多富豪辛苦一輩子，積累下的巨額財產死后并沒有留給子女，而是悉數捐獻給教育。這樣，一所所高校里，佇立著他們用畢生財富捐助的大樓，而他們的精神和名字，也因此得到升華。

　　這樣的做法，我們稱之為積極的財富倫理。就是靠社會政策和制度保障獲得的財富，并不僅僅屬于個人和家族，也屬于整個社會。獲得財富的人，要懂得回報社會，將財富在滿足家庭生活需要的基礎上，更多用于公益、慈善事業。受這樣一種財富觀熏陶，才會懂得節制，懂得敬畏，懂得低調，不靠炫耀財富來刺激社會，不為富不仁。

　　所以，對“富二代”而言，與其校園征花，不如投身公益、慈善事業，用財富回報社會。在貧富差距過大的現實之下，只有建立和遵從對社會有益的財富倫理，才能拯救“富二代”被批評所籠罩的的社會形象。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