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晚，成都市金牛區居民唐福珍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死亡。16天前，她因阻止有關政府部門拆遷而站在樓頂抗爭，最后潑上汽油用打火機點燃而自焚。如今，唐的數名親人或受傷入院或被刑拘，當地地方政府將該事件定性為暴力抗法。(《武漢晚報》12月3日)

　　悲劇灼痛人心。曾有人感嘆，唐福珍往自己身上淋汽油，然后自焚，這叫做自我綁架，意即把自己當成人質，去跟別人談判，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應該先考慮人質的生命安全？我不太了解拆遷過程中有著怎樣的糾紛，但如果充分考慮被拆遷者的利益，雙方能夠對等地協商談判，悲劇大約不會發生。而各地拆遷過程中屢屢出現的矛盾和沖突，似乎沒能給當地政府以警醒。最起碼，被遷拆者的生命安全應該得到尊重。

　　現在，當地政府將事件定性為暴力抗法。

　　誰有資格定性暴力抗法？除了法院，其他政府部門有權定性嗎？在這起事件中，政府部門本身成了利益主體，這種口含天憲的做法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即便真是暴力抗法，也得由法院裁決，也得履行必要程序。

　　由此聯想起此前發生的一個案例：內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監獄4名重刑犯越獄逃跑，警方在追捕過程中將其中1人擊斃，另3名逃犯被抓獲。隨后，一名內蒙古公安廳的辦案人員說：“3名逃犯被問明情況后，應該很快就會被執行死刑。”該言一出，即遭到質疑，在法院還沒有對這3人進行審判之前，公安機關的辦案人員對媒體公開表示“3名逃犯很快就會被執行死刑”，顯然不妥。辦案人員的任何不當言論，都可能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和程序公正原則，客觀上將對公眾起到“重實體輕程序”和“宣揚死刑迷信論”的不良作用。

　　當然，唐福珍不是越獄逃犯。但一些地方官員的思維邏輯是一致的，都違背程序正義，缺乏法律意識——在法院沒有介入之前，地方政府根本就無權將該事件定性為暴力執法。尤需提及的是，在這起拆遷事件中，拆遷方和被拆遷方才是地位平等的利益主體，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公平協商和裁斷，如果政府部門充當了拆遷方的馬前卒，那么公平在一開始就已缺失。

　　一些政府部門之所以動輒給被拆遷人貼暴力抗法的標簽，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規避自身責任，回避暴力執法的本質；二是法律意識薄弱，沒有法治觀念；三是習慣性地居高臨下，權力傲慢加上偏見，動不動就俯視民眾，自以為道義和正義在握。(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