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啟動第二輪艾滋病綜合防治示范區建設項目,咸寧崇陽縣位列其中。截至今年9月底,該縣共發現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間感染。全縣73例感染者中,有3例是吸毒和輸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經性途徑感染。
報道中的比例足以說明,農民已經成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要因性途徑感染的事實其實依然在反映著農民、農民工的種種現實貧困——這些貧困不是物質的,而是知識上的、權利上的。
為何說農民患上艾滋病是一種知識貧困呢?新聞中有兩個細節是值得人們思考的。一個是:在摸底調查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傳播途徑的農民不足一半。另一個是:疾控中心上門采血檢查時,有感染可能的人根本不配合,認為根本沒有必要。可見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艾滋病就可能隱藏在自身生活的細節中,沒有意識到艾滋病可能是一種現實的威脅。這時,就需要有專門的機構對他們進行針對性的宣傳,告訴他們這世界上有一種病叫艾滋病,這種病到底是通過怎樣的途徑傳播的,以通過知識扶貧的方式,讓他們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權利上的貧困,更是在思考農民艾滋病病例增多時需要重視的。由于外出打工,很多農民面臨著夫妻分居兩地的苦惱。對于缺少休假權利的農民工來說,他們本來休息的時間就不夠充裕,他們沒有所謂的8小時工作制與雙休日制度,他們也沒有帶薪休假的權利和機會,他們能夠實現夫妻團聚的機會,大概只能是農忙時和春節時。
如果我們認為食色是人的天性,就應該看到農民家庭因為分居兩地而產生的不和諧,這種不和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農民外出尋找釋放機會的可能。此時,簡單的道德教育是乏力和無效的,農民需要的是權利上的保障。比如,能夠允許外出打工的農民帶薪休假,讓他們在合適的時間里與家人團聚。再理想化一點,比如給打工農民更好的住宿條件,讓他們有機會讓老家的妻子來城市看一看他們。 (乾羽 南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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