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弒師案在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宣判。23歲的付成勵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從法律意義上講，“法大弒師案”的一頁或將從此翻過。一來，付成勵并未提出上訴；二來，此案體現了我國司法對死刑的寬嚴相濟的刑事原則：慎殺、少殺，可殺可不殺的不殺。

　　站在法律立場上，“法大弒師案”這一頁，似乎可以就此翻過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文化、道德以及社會心理等方面，弒師案的陰霾也會隨之完全消散。至少，從始至終，“只認罪但不后悔”的付成勵，從行兇到宣判這一年來，一如既往的平靜，讓我們難以釋懷。

　　認罪卻不肯悔過，表明在他心里，法律的威儀并沒能戰勝道德和情緒上的焦躁。不后悔，就是說他認定自己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妥之處。 當法律都不能解開涉案嫌疑人的心結的時候，問題究竟出在哪兒？社會應該從這樣的典型案件中吸取何種教訓？如何避免人們重蹈覆轍？輿論應該怎樣自省？這才是“法大弒師案”一年后，社會最應該反思的地方。

　　當然，如果拋開其他因素，尋找悲劇最初的肇因，就是付成勵和程春明所代表的兩種道德觀的碰撞。道德鞭長莫及之處，自有法律在接位，我們是否一定要以血腥的極端暴力手段，去為那些“罪不至死”的有道德污名者行刑呢？更何況，有些事并無一個絕對的是非標準，有些不過是當事人主觀臆測下的“假想型被迫害感”而已。

　　文明的法治社會，提倡多元和寬容的價值理念。面對校園暴力以及社會中飄散的一些戾氣，輿論也應保持理性克制，尊重生命的價值。不能毫無法律意識地火上澆油，甚至對類似于付成勵弒師等行為，拍手稱快，認為“有血性有擔當”。同時校園暴力也提醒我們反思學校教育。如有學者而言，我們的教育不是缺乏懲戒而是缺乏愛。無愛的教育是不人道的，更不能培養出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寬容而開放的學生。（李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