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案”回放

　　2008年6月8日是中國傳統的端午節，這一天，在浙江省寧波市舉行的博鰲現代物流與自由港國際論壇上，時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的王益發表了演講。這是他最后一次公開活動。

　　從寧波返京的飛機上，王益被中紀委專案組控制，飛機抵達北京后，辦案人員隨王益至其辦公室，正式宣布對他進行“雙規”。

　　紀檢部門對王益一案初步調查后的定性是：其在擔任國開行副行長、證監會副主席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對不法企業主違規發放貸款、幫助企業發行股票等，收受巨額錢物，生活腐化。

　　據有關部門的內部通報，經王益本人供認確定的受賄金額達1000多萬元。

　　今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簽發逮捕令，以涉嫌受賄罪對王益實施逮捕。這意味著王益案已從黨內違紀審查階段進入了實質性的司法程序。

　　1956年出生的王益，在仕途上曾經少年得意。

　　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不久，王益進入中央顧問委員會辦公廳，擔任了副主任薄一波的秘書。

　　1995年，39歲的王益轉任證監會副主席，分管股票發行、基金等最為核心的部門，位高權重。關于他的“告狀信有一尺高”。

　　1999年，王益調任國開行副行長。

　　雖然被調離證監會，王益卻從未離開過證券市場，他仍與證券業人士過從甚密，并被認為對證監會和證券市場具有隱秘而重要的影響力。一個例證是，僅粗識簡譜的王益，近幾年在證券業界人士的力捧下，居然成為中國演出頻率最高、最能賺錢的“交響樂作曲家”。演奏會所到之處，經常有券商包場。王益被“雙規”的緣由，被認為與證券界的多起要案有關。

　　喜歡作曲的王益，為自己的人生譜了一曲先揚后抑的悲歌。

　　單向監管營造腐敗溫床

　　王益案所引發的連環震蕩，讓證監會又一次坐到了火山口上。

　　王益案之前，已有7名證監會官員先后落馬：上市部副主任魯曉龍、上市部副處長鐘志偉、發行部副主任劉明、發行部發審委工作處副處長王小石等。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魯曉龍作為證監會涉案官員第一人被判入獄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曾對此事作了很長的一段批示，要求證監機構加強教育，嚴防行賄受賄行為。

　　不久，中國證監會上市部副處長鐘志偉又被逮捕，朱镕基大發雷霆，口頭指示說：“如果證監會再出一個，主席馬上下臺。”

　　鐘志偉案后，中國證監會內部氣氛一度十分緊張，紀檢部門不斷開會要求加強對員工的教育。但未出一年，證監會紀檢部門再次接到北京市檢察院的通知，時年30歲的發行部副處長高良玉涉嫌受賄。

　　至今為止，王益案尚未開庭，雷波、肖時慶接受調查也未有進一步的消息，一切尚無定論。但耐人尋味的是，盡管王益、肖時慶、雷波三人落馬之時，都已不在證監會，他們的“案發地”卻依然不約而同地指向了證監會。

　　“王益案還只是金融證券高管腐敗的冰山一角。王益案牽涉到更多證券業高官，由此將會刮起一場金融監管風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教授認為。

　　業內人士指出，作為從事監管市場工作的證監會，這個機構自身卻不需要來自市場的監督，這種單向的監管模式是造就王益的天然溫床。

　　資本市場本是市場化色彩最濃厚的市場，但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特殊的發展歷程，很大程度上帶有行政管制的色彩。證監會則擁有成熟市場體制下監管機構所不擁有的權力：決定哪類企業、甚至具體哪家公司可以上市、上市配額、股價高低、股權結構等等。

　　業內人士分析，巨大的權力就意味著巨大的尋租機會，但證監會自身卻缺乏外界監督。《證券法》賦予證券監管部門20多項權力，其必須遵守的義務卻只有“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牟取不正當利益”以及“不得在被監管機構中兼職”，而且均無細則。

　　企業為進入市場，獲得融資的機會，對證監會工作人員大力進行“公關活動”。證監會的工作人員用以抵擋“公關活動”的武器，只有證監會的內部規定和個人的道德修養。

　　證監會成立以來所有涉案官員，大多集中在發行部和上市部兩個部門，這兩個部門正是權力和市場的緊密結合處。

　　王益正是在擔任證監會副主席期間，利用手中的權力幫助企業發行股票，即使他離開了這個崗位，因為握有人脈，也因為擁有資源，仍然能夠在證券市場上“呼風喚雨”。

　　“假如中國證券監管機構不能隨意干預證券市場，假如中國證券監管機構不再插手上市公司投資者之間的糾紛，那么，中國的證券市場可能會更加純凈。”中南財經大學教授喬新生如是感嘆。(特約撰稿人 劉必華 法制網實習生　唐慧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