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的啃噬

　　在李兆泉的搬倉行徑中，我們看到了九一礦井井長應利新的名字。九一礦井是煤礦下屬礦井中產量最大的一個，以向煤礦職工對內發包的方式運營。2006年，應利新等7人承包了九一礦井，除應利新外，其他人全是李兆泉的親戚，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李兆貴。由于承包人都是自家人，李兆泉沒有要求九一礦井承包人承擔任何虧損責任，礦井的虧損數字都是從賬面上直接往下一年結轉。九一礦井的承包合同兌現不了，造成了礦井盈利歸承包者個人所有，而虧損則由國家負擔的反常現象。

　　在兩年承包期內，李兆貴、應利新等人效仿李兆泉，采取收取銷售煤款不入賬的方式，共截留公款68萬余元。除一部分用于礦井內部事務外，其余33萬余元被李兆貴和應利新等人平分。

　　前不久，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李兆泉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10萬元。李兆貴、應利新等人也因貪污、受賄等犯罪，受到了法律的懲罰。

　　監督缺失后，管理弊端一覽無余

　　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從2004年起，李兆泉對下屬礦井實行對內發包，然后每年從下屬礦井抽取利潤，用于上交上級主管部門及如期發放煤礦職工工資等。在煤礦實際對外欠了大筆工程款及銷售貨款的真實情況下，李兆泉所營造的煤礦年盈利額200余萬元的“繁榮”假象，蒙蔽了上級主管部門的雙眼。在李兆泉的任期內，上級主管部門沒有對該煤礦開展過一次實質性的財務審計活動。在上級主管部門監管嚴重缺失的情況下，煤礦內部工作人員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在缺乏有效監督和約束機制的情況下，李兆泉一個人說了算，導致煤礦管理出現了種種弊端，最終引發煤礦內部的這兩起貪污串案。”這位檢察官分析說。

　　弊端一：財務管理制度形同虛設。李兆泉從2004年起，先后161次從煤礦出納手中領走公款近163萬元。他領款時不用任何人審批，也不用辦理什么手續，僅靠出納用流水賬的方式記錄。

　　弊端二：干部使用任人唯親。李兆泉當上煤礦礦長后，在干部和職工使用上都以親戚和好朋友為主。以李兆泉為首的李氏家族，在煤礦享有決定性的優勢地位，形成了一榮俱榮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對外統一口徑，致使李兆泉的犯罪行為長時期內未被上級有關部門察覺。

　　弊端三：企業管理軟弱松散。辦案檢察官翻閱該煤礦與九一礦井簽訂的承包合同書發現，雖然合同書對承包人的責、權、利及考核、獎懲等，規定得全面詳盡，但對九一礦井就從來沒有適用過。這樣九一礦井承包人僅憑簡單記賬，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侵吞公款。

　　“想在改制前給自己留點退路”

　　日前，記者采訪了已在監獄服刑的李兆泉。當時李兆泉正和一位前來探視、在另一煤礦工作的親屬話別。簡單的幾句話語，道出李兆泉犯罪后的悔悟之心：“希望你們年輕人在金錢問題上把握住自己，不要走上我這條路。”曾經將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留在煤礦的李兆泉，還不忘叮囑這位親屬，要注意煤礦的安全生產。

　　隨后，李兆泉平靜地告訴了記者他的犯罪心路：“我當煤礦礦長壓力很大，因為前幾任礦長都將煤礦經營得很好，我很擔心在自己任期內業績上不去，會成為煤礦的‘末代皇帝’。另外我也知道煤礦改制是大勢所趨，自己已經50多歲了，總想在改制前給自己留點退路。就這樣，我把手伸向了公款。其實我每套現一筆錢，都是既擔心又心存僥幸，但是處在矛盾中的我還是沒有停下來，結果給國家造成這么大的損失。”

　　回顧自己走過的歧路，李兆泉的最初分析是：“當礦長幾年，煤礦基本上是我一個人說了算，如果有人監督，哪怕提醒、警示一下，我也不會貪污這么多的錢。”當隨行的辦案檢察官問他為何不將套現的錢用于煤礦的生產經營時，李兆泉明顯被問住了，他沉默了很久很久。當我們以為他要放棄回答時，一直低著頭的他輕輕地嘆了嘆氣說：“世界上沒有后悔藥可吃。仔細想想，還是因為我個人的貪欲和私心日益膨脹，才會讓我在金錢面前把持不住自己。”

　　聽到這里，記者和隨行檢察官都略感欣慰。如果說監督不到位是李兆泉為自己犯罪所找的臺階和借口，那么，他最終還是明白了是內心的貪欲驅使他走向了犯罪。李兆泉是醒悟了，其余和他有著同樣職務便利的人呢，能否及時縮回伸向公款的手，聽一聽李兆泉用寶貴的自由作為代價換來的忠告？ (歐陽晶 　汪太平　徐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