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房落戶后,城市是否有此承載力?
北大教授王錫鋅與吳健瓴的觀點針鋒相對,事實上,關于戶籍改革的爭議這些年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很多城市都采取了把落戶與購房掛鉤的辦法,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城市除了要付出一批戶口本之外,還必須要同時承擔其他的一些代價,比如說隨著外地人口的遷入,這些城市在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等方面的負擔也隨之加重。那么對成都來說,又是否做好了足夠的準備呢?
何榮在成都市教育局工作了十多年,他告訴記者,戶籍改革后,外地學生數量迅速增長。
記者:“每年新增的外來人口有多少?”
成都市教育局普教一處處長何榮:“每年將近一萬,就是將近8%,近三年按照這個比例增長,08年已經達到15.7了,成都市外來人口子女入學人數。”
何榮告訴記者,戶籍改革以來,外來子女每年以1萬多人的速度在增加,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目前中心城區外來人口子女占學生總數的比例已經達到了30%。
記者:“每年增加多少是你們的承受極限?”
何榮:“如果1,2萬的增長的話學位壓力就很大。”
何榮告訴記者,現在成都還可以通過以前的規劃保證學校的教學質量,但是如果外來學生持續增加,教育質量就會大打折扣。
何榮:“要不就是大班,一個班50人變成60人,70人,這個也可以,但是教育質量和發展水平就會受到影響。”
事實上,人口增加帶來的不僅是教育問題,城市的醫療,社保,就業都會因此面臨挑戰,上世紀90年代北京,上海,廣東的珠海,從化等城市都采用過購房落戶的政策,但是在隨后的幾年中這些城市相繼取消了這一政策,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長超過了城市的承載能力。
記者:“一座城市就像一艘船,有它的承載能力,能力范圍之內,人們可以品茶聊天,只有往來,孩子有書讀,大人有工作,老人有醫療,但是如果超過了船的承載能力,這艘船就會失去平衡,甚至面臨危機,成都現在已經是擁有1千多萬人口的大城市,那么它還能容納多少人在這艘船上自由地生活呢?”
吳健瓴一直參與成都政府城鄉統籌政策制定,對于成都市的人口承載能力,他有著自己的判斷。
成都大學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健瓴:“我們現在很多人研究統籌城鄉,實際上最核心的點沒有抓住,最核心的點是農村的土地資源向城市流動,把這個路徑打開了,城市實際上真正需要的東西,說半天承載能力,土地是最大承載能力,有土地,就有工商業,就有發展。”
吳健瓴認為,成都周邊農村建設用地非常豐富,完全可以向城市流動,這樣一方面促進了農村人口城市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城市承載能力。
吳健瓴:“在沿海地區我知道工業化覆蓋一切,搶得快,不要說建設用地,耕地都占了多少,這背后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他們的發展空間非常有限,這樣一來覺得發展空間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發展空間有多大?不停也得聽,成都發展空間還很大。”
記者:“有足夠的空間就意味著有足夠的能力嗎?”
吳健瓴:“那當然呀,足夠的空間就有足夠的能力,人靠空間活著,我覺得它有必然的聯系,如果說他沒有發展空間他哪里來的承載能力呢?這不是充分條件,是一個必要條件。”
吳健瓴認為,土地資源的豐富讓成都市有條件增加自己的城市承載能力,從而吸納更多的人口,但是承載能力的增長能追趕上戶籍改革所帶來的人口增長速度嗎?
記者:“我幾年前來過成都,但是我這幾天的感受人口越來越多,城市的交通越來越堵,有人調侃說,如果一天不堵車,生活就會很空虛,您覺得這是不是成都的社會承載能力出了問題?”
吳健瓴:“這個完全可能,不可能完全同步呀,咱們這里所有的規劃,政府的管理人,規劃人員建設設人員不可能是神仙,像我們成都是三環路就是,三環路修完后,半年之內說浪費了,沒人跑,結果一年以后就開始占滿了,現在開始堵車,這種發展速度,我想我們很多人很難預測,既然預測不到,你就很難做到同步發展。”
記者:“那成都會不會有一天因為人口增長過快超過了它的承載能力而取消購房落戶?”
吳健瓴:“我既不能說會,也不能說不會,因為現在這個問題很難做判斷,我覺得戶籍改革應該是摸著石頭過河,我一向持這種觀點,這種在系統改革當中風險最小。”
記者:“那如果河水太深的話,邁不過去怎么辦?”
吳健瓴:“我覺得中國戶籍改革實際上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話就是你公共財政的陽光應該普照農村,你公共財政真到了農村的時候,也許戶籍就真的不重要了。”
馮秀蘭到成都已經9年了,這是她第一次來到這個有著近百年歷史的四川最古老的公園,盡管一直向往城市生活,但是馮秀蘭始終覺得自己是個外鄉人,她希望這次買了房,有了成都戶口,她真的可以把成都當作自己永遠的家。
馮秀蘭:“我將來老了的時候能像他們這樣,好幸福哦。”
半小時觀察:購房落戶與戶籍改革目標背道而馳
在討論戶籍改革的時候,我們應該想清楚,戶籍改革的最終目標到底是什么?按照公安部的解釋,戶籍改革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放寬戶口遷移限制,引導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動。從長遠來看,則是要實現公民的自由遷徙。其實,如何推進戶籍改革,有一點已經達成共識,那就是要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種種社會福利,比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等,只有減少戶籍的含金量,才有可能實現戶籍改革的長遠目標。但是,很多城市的購房落戶政策恰恰相反,是在進一步提高城市戶籍的含金量,是在利用城市戶籍的含金量來吸引外來購房者,仔細想來,這樣的戶籍新政其實是跟我們戶籍改革的最終目標背道而馳的。
在目前的條件下,戶籍改革的最終目標顯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的難度在于,很多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擔心人口膨脹,會擠占本來就非常緊張的城市公共資源,為城市發展帶來更大的壓力。但因此就把戶籍當作一個吸引外來人員購房的工具,這也是有失公平的。特別是對那些已經身在城市、并為城市做出貢獻的外來務工者,如果他們的價值沒有體現在對房地產的投資上,就因此關上這座城市的大門,顯然,這樣的戶籍改革就有嫌貧愛富的嫌疑。
在新一輪戶籍改革中,我們期待著不是入戶門檻一時的升降,而是對破解制度難題的創新思維。 (主編:馬洪濤 記者:熊曼琳 攝像: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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