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錢減刑”體現的決不是金錢萬能，而是在國家公權力的主導下，以保障被害人的權益，促進被害人與被告人的和解為前提的一個多贏舉措

　　前一段，有媒體報道南方某地一搶劫致人死亡的被告人王某因其家屬同意先行賠償被害人家屬5萬元，法院在對方同意的情況下，對其從輕判處死緩。對此，人們普遍關心的是：是不是花錢就可以買刑？是不是有錢的人就可以比沒錢的人少判刑？

　　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賠了錢就減輕甚至免除刑罰，也并不是所有的案件只要賠償了就一定能減輕甚至免除刑罰。那種認為“賠了就不再罰(刑罰)，罰了就不再賠”的觀點是錯誤的。以這個案件為例，如果被告人本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即使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也應給予被害人家屬以喪葬費、撫養費、贍養費、醫療搶救費和死亡賠償金等賠償。當然，本案是其家屬協助賠償的，按照“罪責自負”的原則，其家人沒有賠償的義務，但是如果積極賠償能取得被害人一方的諒解和法院乃至檢察院的認可，而被告人本人又沒有賠償能力時，作為家人甚至友人，從親情友情出發，自愿地給予協助，這應當予以許可，同時也不違背“罪責自負”原則，因為“罪責自負”的立法本意是為了防止“罪及他人”，這種自愿地協助被告人賠償與那種非自愿地被無辜株連是有本質區別的。

　　其次，我們也許應對這種“賠錢減刑”的思路做出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基于對現代刑事追究模式的反思，認識到片面強調公訴制度導致了對犯罪原始矛盾也就是被害人與犯罪人的矛盾的遺忘，特別是對被害人的感受和利益照顧不周，因而出現了從“報應性司法”向“恢復性司法”的轉向，旨在通過調解、道歉、真誠悔過、積極賠償等方式，恢復被害人與犯罪人、與社區之間的關系。與之相對應，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也在試行刑事和解以及積極賠償受害人等制度。這些做法是以人為本在刑事司法領域的體現，有利于助推和諧司法。正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負責人曾強調指出：“要注重發揮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調解的重要作用，對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積極賠償反映了被告人彌補犯罪損失、真誠悔罪的心態，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諒解，從輕處罰有助于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再次，“賠錢減刑”要在實踐中得到健康發展，我認為還需要相關的配套措施跟上，這里邊主要涉及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應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確哪些犯罪可以實行積極賠償后減輕處罰，哪些犯罪則要嚴格限制，如對輕微故意犯罪、未成年人犯罪、過失犯罪等，可以適當實行賠償與量刑掛鉤，而對于主觀惡性大、情節惡劣的暴力犯罪，則原則上不實行；對于那些有具體受害人的犯罪，要側重調解，促成賠償，而對那些沒有具體受害人的犯罪，雖然其悔罪表現等也可以成為量刑的考慮因素，但至少不屬于這里討論的“賠錢減刑”范圍。二是法官在具體斷案中，不能把賠錢簡單化、庸俗化，賠錢是被告人悔過的表現，接受賠錢也是被害方在某種程度上諒解被告人的體現，這一過程有時不是那么容易促成，像本文開頭的這個案子就是經過“法官多次組織案件的雙方當事人進行細致的調解”才達成這么一個結果，可以想像，如果法官只是按照傳統的開庭形式，在法庭嚴肅甚至是悲痛的氣氛中走過場似地調解，也許本案就會以失敗而告終。因此需要在調解方法、程序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既防止違背當事人的意愿強行將結果加于一方，又防止一調不成就失去耐心。三是要把被告人賠償與國家補償兩項制度的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現在，國家也在嘗試建立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制度，那么會不會導致實踐中有的被害人及其家屬因為寄希望于國家補償而放棄接受被告人的賠償、以達到既不減輕對被告人的處罰又能得到補償呢？

　　這樣，我們就可以回答文章開頭的問題了：“花錢”在一定的條件下，確實可以“買刑”，但這種“買刑”決不是金錢萬能的結果，而是在國家公權力的主導下，以促進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和被害人與被告人的和解為前提的一個多贏舉措。而且，通過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可以防止出現沒錢的人比有錢的人多判刑。(作者劉仁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