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仍然鎖定“三農”，文件坦言，今年“三農”形勢之嚴峻，超乎任何一年。特別是，如何解決2000余萬失業農民工的再就業問題，更成了關鍵的關鍵。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09年全球新增失業人數在5000萬左右，而我們2000萬失業的農民工并未納入主流統計體系。即便在“統計”的時候，可以不直面，但農民工失業對整個農村形勢的影響無法回避，不僅事關農民增收，更攸關社會穩定的大局。

　　在當下全球經濟形勢未穩和中國經濟尚未復蘇的情況下，新增2000萬個工作崗位談何容易。因此，在政策取向上除了努力使返程的農民工找到新的工作崗位之外，應該做好相當一部分失業的農民工暫時不能就業的心理準備，并對未能就業的農民工給予合理的安排，避免引發社會問題。

　　此次農民工大范圍失業，根源在金融危機，但和農民工自身的勞動技能不無關系。改革開放30年，兩代農民工就其謀生技能而言，并未發生質的飛躍。大部分農民工初中畢業，小學畢業的也有相當的比例，這決定了其從事的行業和應對外來風險的能力，加之一直疏于對這些為中國的GDP貢獻良多的勞動人口的培訓，危機一來，首當其沖的自然就是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啟動大規模的針對性強的、實用的農民工培訓計劃不僅是應對危機之舉，更是中國模式轉型的必然要素，結構要調整，產業要升級，離不開對農民工的“換代升級”問題。“農民工2.0”不僅意味著在年齡上是80后或者90后的，更意味著在勞動技能上的躍遷，這是一個長效的工作，甚至決定著“中國制造”的未來。

　　一號文件也提到了農民工的培訓問題，但尚需具體的政策扶持力度。從去年底各地農民工培訓的情況來看，很多地方要么將此作為穩定社會秩序的一個措施，要么針對性不強，要么資金、師資力量欠缺導致培訓走過場和流于形式。

　　我們建議，在資金上，通過財政撥付成立“農民工培訓專項基金”，不能“中央請客，地方買單”，而應將之納入國家預算體系。

　　在師資和培訓形式上，應該充分利用職業學校和高校的閑散的師資力量，通過高校幫扶、結對的形式，解決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特別是考慮到大量的農民工在文化素質方面的欠缺，完全可以發揮尚未就業的大學生的優勢，讓當地沒有就業的大學生作為專業的培訓老師進行文化課的培訓，既解決了大學生就業壓力，又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屬于雙贏之舉。

　　特別要指出的是，農民工屬于農村最先進的生產力，他們見過世面，視野開闊，即使最后有相當一部分不能回到城里，也是新農村建設不可或缺的力量，不能把他們當成包袱或者社會不穩定因素對待，這是在政策上急需引導和明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