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訪問日本和《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訂30周年即將過去。中日關系盡管領導人互訪頻繁，經濟貿易日漸加深，但是實際上友好基礎依然薄弱，任何一個突發(fā)事件都可能導致其惡化。這不免讓人想起30年前的中日關系。

　　1978年，中日兩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可以說是30年來中日兩國民眾感情的黃金時期。1977年日本政府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在亞洲最應該和中國搞好關系的民眾達66%，有42%的日本百姓最想去中國看看。1980年，對華親近感達到歷史最高峰，為78.6%。1982年，雖然略降到72.7%，但首次超過了對美親近度(71%)，中國成為日本民眾最親近的國家。

　　當時中日經貿迅猛發(fā)展。眾多日企踴躍投資中國，人員交流十分頻繁。而在北美和歐洲市場，日本經濟受到重挫，這也使得亞洲，尤其是對華貿易對日本尤為重要，中日進入美好的蜜月期。

　　中國人開始熟悉日本許多文化和產品，癡迷其中。電影上，有日本的《追捕》、《生死戀》、《望鄉(xiāng)》；歌曲上，有日本的《北國之春》、《拉網小調》、《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商品上，豐田、索尼、松下、三洋等接踵而來，目不暇接。在百廢待興的中國，每一個青年人為能擁有一件“日本造”而興奮不已。

　　作為“文革”后第一部外國電影，日本《追捕》和插曲“啦呀啦……”風靡全中國，真由美和杜丘成為中國男女青年心中的偶像，經典對白流傳至今。10萬件杜丘穿的那款風衣不到半個月便銷售一空。紡織男工張藝謀也開始學杜丘豎起衣領，決心從事電影事業(yè)。電視劇《血疑》的女主角山口百惠更成為中國觀眾最歡迎的外國影星。

　　日本人對華親近感的第一次大幅下降，出現在1982年前后，從78.6%下降到68.3%，降幅超過10%。當時這一結果主要是受到教科書事件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影響。而改革開放后，經過中國媒體報道，日本歷史問題終于凸現出來，中國人對日本的關注，不僅局限于經濟和文化領域，更有歷史問題所造成的矛盾與沖突。

　　有人認為，改革開放時期因歷史問題造成的中日沖突空前嚴重。其實，日本對華態(tài)度，尤其是小泉政府時期，比改革開放初期有些惡化，但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追隨美國反華，和臺灣建交，公然敵對中國，實際上問題更為嚴重。只是當時，”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中國并沒有在意，或者在為數眾多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中，日本并不突出。其實，高倉健和小泉純一郎都不能代表日本的所有品質，也不應該代表日本的全部形象。把高倉健背后的日本看得太高，是因為蹲下；把小泉純一郎背后的日本看得太小，是因為站在云里。

　　中日友好毀易守難。日本侵略過中國，沒有充分反省，直接導致了中日關系惡化。歷史無法回避，也不容遺忘。不過，越是經歷過考驗越需要冷靜下來，毛澤東說中日兩國“不打不成交”。日本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親近感最強，支持中國建設發(fā)展最多，矛盾只是兩國關系中的次要內容。和平崛起的中國，基于共同利益，還要和日本進行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人員等方面的密切交流，理應求同存異，戰(zhàn)略互惠，放眼未來。(王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