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為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推進，走過了很不尋常的30年。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總體目標。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認真回顧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歷程，對于我們堅定改革信心，繼續深化改革，為推動科學發展提供體制機制保障，具有重大意義。

　　一、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改革開放事業總體布局中不斷推進

　　黨的十七大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我們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輝煌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30年來，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進程乘風破浪、勢不可擋，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

　　改革開放不僅極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各項事業全面進步，也有力促進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進步和成熟，是通過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處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接合部，既與經濟體制改革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合理配置黨的執政資源的基礎性工作，是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貫穿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

　　這30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與經濟體制改革密切結合進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摸著石頭過河”，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社會事務實行全方位管理，政府職能覆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不再干預微觀經濟運行，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創造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上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正是隨著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部署和實施的。經過30年改革，“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這四項職能，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職能的全新界定，政府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也作了大幅調整。實踐表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協調推進，相得益彰，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這30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展開的。鄧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阻礙生產力發展，阻礙現代化的實現。在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始終是一個關鍵環節和重要切入點。30年來，我們著力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理順職責關系，優化組織結構，提高行政效能，各級政府的職責重點逐步清晰，決策、執行、監督職能逐步做到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還帶動了其他方面的體制改革。比如，黨委、政府和人大、政協的職責關系和機構設置逐步做到統籌協調，人大和政協各專門委員會逐步健全，職能進一步發揮；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政法人員編制逐步充實，司法機關維護社會穩定的職責得到加強；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群眾團體的職能和機構逐步規范，有力發揮了橋梁紐帶作用等。通過改革，人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渠道更加暢通，基本權益得到更大保障。所有這些改革措施和成果，都體現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促進了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的實現。

　　這30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作為合理配置黨的執政資源的重要手段展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從一個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轉變為一個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的變化，必然要求黨的執政資源配置作出重大調整和改進。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實現了由“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轉折，黨的執政資源就要更多地轉移到為經濟建設服務上來；十六大以來強調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等，黨的執政資源配置就要更多地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農村、中西部地區傾斜。機構編制資源是黨的執政資源的一部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合理配置機構編制資源的基本途徑。必須通過改革，科學合理地配置職能、設置機構、配備編制、構建體制，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從而使黨的執政資源發揮出更大的效用。

　　總起來說， 這些年來我們根據改革開放事業總體布局，不斷深化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規律的認識，取得一系列重大理論成果，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道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鄧小平同志《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機構改革是一場革命》，江澤民同志《政府機構改革的目標和原則》，胡錦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等重要文獻，都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出了深刻闡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涵。各時期、各層級、各地區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實踐，成為黨帶領人民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