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三十載春秋，共和國在改革開放中發展，人民軍隊也在改革開放中前進。軍事外交工作秉承“始終服從并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大局，始終服從并服務于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原則，抓住機遇，與時俱進，以開放、透明、坦誠、務實的理念與態度，通過高層互訪、戰略對話、雙邊與多邊安全論壇、部隊營區與演習開放、艦艇出訪、聯合演習等形式，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新格局，在世界上樹立起和平、友好、文明、現代的軍隊形象，豐富了中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負責任大國的國家形象。

　　改革開放30年，是當今世界發生廣泛而深刻變化的30年，是當代中國發生廣泛而深刻變革的30年，也是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歷史性變化的30年。

　　這一定位，同樣也適用于人民軍隊。

　　回到30年前，誰能想到，我海軍艦艇會劈波斬浪四大洋上，犁開一道道環球傳遞友誼的航跡；誰能想到，我空軍戰機會翱翔于異國演習場，留下一聲聲攜手捍衛和平的驚雷；誰能想到，我陸軍官兵會在眾多駐華武官的注視下，協同演練攻如猛虎，守如磐石；誰又能想到，中國軍人會出現在多邊區域安全論壇、觀摩外軍演習、聯合國維和行動、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等多種場合之中……

　　軍事對外交流與合作全面拓展

　　上世紀50年代初即開始從事軍事外交工作的國防部原外事局局長傅加平，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回憶說，新中國成立之初，我軍負責外事工作的機構只下轄兩個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科，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科，與我國有軍事關系的國家只有十幾個。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一年出訪團組僅一二十批，來訪團組三四十批，在華設有武官處的國家也就二十來個。

　　然而，到新中國即將走過一個甲子歲月、改革開放邁過三十春秋征程的2008年，有關數據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化。我國與150多個國家建立了軍事關系，在109個國家設立了武官處，在華設立武官處的國家達98個；我軍出訪團組每年近100個，有50多個國家的國防部長、三軍總司令、總參謀長等高級代表團來訪；我國與22個國家建立了防務安全磋商機制，與俄羅斯、美國、韓國等國建立了直通電話。

　　傅加平說，軍事外交工作之所以會有今天這樣的生動局面，得益于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大解放。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之后，鄧小平同志客觀分析國際形勢，做出了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題，世界大戰并非不可避免的科學判斷，實現了國家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轉變。在軍事外交領域，我國超越了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全方位發展同世界各國的軍事關系，在許多領域取得了突破。

　　記者 李東航 羅錚

　　1980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華。中美兩國軍方領導人首次舉行會談，開啟了我國與西方國家發展軍事關系的大門。一個月后，我國正式參加國際軍控和裁軍談判，向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派出代表團，在一個全新的國際舞臺上闡述我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的立場。1985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艦艇編隊首次出國訪問，我軍官兵作為和平使者訪問了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1989年5月，以中蘇關系正常化為契機，中蘇邊境裁軍談判取得進展。1994年9月，中俄兩國元首簽署關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將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的聯合聲明。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國簽署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五國邊界成為和平、安寧的邊界。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軍首次與外國軍隊聯合舉行實兵演習(2002年10月)，首次參加多邊聯合反恐演習(2003年8月)，首次邀請多國軍事觀察員觀摩軍事演習(2003年8月)，首次與外軍聯合舉行戰略性戰役演習(2005年8月)，首次向外國客人開放戰略導彈部隊司令部(2005年10月)，首次較大規模、整建制、多軍兵種、攜重裝備萬里跨國機動參加多國聯合演習(2007年8月)……一個個“第一次”彰顯了我軍對外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拓展與深化。

　　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錢利華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改革開放以前我們一直有個觀念，認為只有軍事同盟國家才搞聯合演習，而我國是主張不結盟的；但是，隨著思想的不斷解放，一個個“禁區”或“誤區”被突破了。就以中俄“和平使命—2005”聯合演習為例，這一在中蘇兩國關系最好的時候都沒有做到的事情，如今做到了，說明我們真的在與時俱進，不斷邁出改革開放的豪邁步伐——這是自信的中國力量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