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方面近日拋出的《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以“西藏流亡政府象征著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西藏人民的代表”的旗號列出了有關“名符其實自治”的各項條款，其中涉及“宗教”一條，有很大的迷惑性。

　　“建議”中說，“我們雖然認同政教制度的分離是很重要的，但不能因此侵犯信徒的自由和宗教實踐。”又說，“以國際標準去闡釋的話，信仰和實踐的方式也包含在宗教自由的范圍內，這些自由包括根據宗教傳統管理寺院，研習和實踐教法，根據宗教制度確定入寺僧侶的人數和年齡，以及自由從事講經說法等宗教儀式和活動。因此，對一般的宗教活動，包括師徒關系，寺院管理，轉世靈童的認證等事務，政府都不應進行干涉。”

　　事實上，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除《憲法》外，在中國的《刑法》《民法通則》《民族區域自治法》《兵役法》《義務教育法》《教育法》《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勞動法》《廣告法》等法律中，都有關于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歧視信教與不信宗教公民的相應條款。但是有一點需要明確，即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活動自由，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是個人私事，是自由的，但宗教活動因為會涉及社會空間和他人，所以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任何一個國家概莫能外。

　　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規范宗教事務管理，國務院根據《憲法》和相關法律于2004年制定實施了《宗教事務條例》，該條例第二條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應當相互尊重、和睦相處。

　　憲法和法律中有關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規定在西藏得到認真的貫徹執行。目前，西藏有各類宗教活動場所1780余處，僧尼4.6萬多人，其中包括清真寺4座，天主教堂1座，各宗教和睦相處，各種宗教活動正常進行，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達賴方面要求的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絕對的“宗教自由”，要按照“宗教傳統”、“宗教制度”來管理寺廟、招收僧尼，也就是要恢復西藏民主改革以前，在達賴領導下的那種“宗教至上”的局面。當時西藏有2676座寺廟，僧尼總數12萬，約占西藏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寺廟控制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社會生產資料，與貴族、官僚一起構成統治社會的“三大領主”。但結果只是給社會發展帶來了阻礙，沒有產生任何好處。據《西藏志》記載，清乾隆二年(即1737年七世達賴喇嘛時期)理藩院的一份材料說西藏當時共有人口130余萬。但到200多年后的1951年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到了100萬。經濟后果更是嚴重，到1951年西藏還停留在封建農奴制社會，沒有任何現代工業和教育，社會發展極其落后，包括當時到過西藏的很多西方學者都有客觀的描述。如果現在還要恢復到僧尼占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那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境況，簡單算來，按西藏人口2007年底的283萬計算，要有28萬出家，28萬僧尼不但不參加勞動生產，而且他們的所有吃穿用度都要俗人來供養，俗人既要生產還要上養老下養小，肯定是供養不起的。達賴方面口口聲聲說“國際標準”，現在還有哪一個國家讓任何年齡段的人當僧尼供養起來。

　　社會要發展，教育是根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二條規定：“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第四條還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并履行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同時第五條還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履行本法規定的各項職責，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依法保證其按時入學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如果按照達賴方面提出的“根據宗教制度確定入寺僧侶的人數和年齡，以及自由從事講經說法等宗教儀式和活動”來辦的話，首先違背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更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目前，信教群眾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藏佛佛教信眾家中，幾乎都設有經堂或佛龕。他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請僧侶到家里來誦經或者做法事。每年到拉薩朝佛敬香的信眾達百萬人次以上。在西藏到處可以看到信教群眾懸掛的經幡，以及刻有佛教經文的嘛尼堆。在大昭寺等寺院內擠滿了磕長頭、轉經、朝佛的信教群眾。這些情況都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達賴方面否定西藏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實，進而打著所謂“國際標準”的幌子要求修改憲法，徹底暴露了其妄圖恢復西藏民主改革前“政教合一”體制的本質。(劉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