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男子殺妻后自殺令社會震驚 “教授社工”呼吁

　　震后半年 災區心理援助急迫

　　朱菊華是四川省北川縣擂鼓鎮有名的裁縫，善于縫制羌族民俗服裝，她的丈夫楊俊，則是擂鼓鎮一位出色的木匠，他們育有一兒一女，平日夫妻感情很好。但這對恩愛伴侶，卻在11月15日晚雙雙身負刀傷，死在自家床上，楊俊的腳上還纏著一圈電線。

　　一個是有名的羌族民俗服裝高手，一個是出色的木匠。楊俊和朱菊華這對夫妻的非正常死亡，在擂鼓鎮當地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其親屬推測，因為某種原因，楊俊先將妻子殺死，再欲自殺，因割腕未成功，又選擇觸電自殺。楊俊夫妻雙方的父母和其他親屬都默認這種說法。

　　“惟一能解釋的是，地震后楊俊產生了嚴重的心理障礙。”親屬、鄰居、村干部都這樣認為。

　　“地震把房子毀了，經常能聽到兒子自言自語，說房子沒了，錢也沒了，啥都沒有了。”楊俊的父親楊德富說，“地震后，兒子變得更加沉默、更加焦躁，動不動就大聲吼叫，甚至是摔東西。”

　　楊家人很自責：“為什么沒帶他去找專家疏導一下？”悲劇無可挽回，傷痛難消。他們膝下一雙兒女，波娃剛念初一，航航還在擂鼓鎮小學讀三年級。兩個小孩剛剛經歷了地震的傷害，如今又不得不接受父母雙亡的事實。

　　當記者通過電話把媒體對楊俊夫婦自殺的報道告訴正在綿竹市開展心理援助工作的西南財經大學教授韋克難時，他震驚地連問了兩句：“真的嗎？是真的嗎？”沉默了半晌，他語氣低沉地說，這幾天在災區的親身經歷讓他深刻感受到，“災區人的心理問題真的是很嚴重”。

　　心理學界：震后半年易輕生

　　毫無疑問，這是繼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10月3日自殺身亡之后，又一起讓社會震驚的事件。有心理學家指出，對災區關懷，物質援助至關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須。從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無數地震中，世界心理學界總結出一個鐵律：地震發生后，受災幸存者焦慮之后是抑郁，嚴重抑郁的結果是漠視生命。半年之后，將是災區自殺行為高發時節……

　　對地震幸存者進行心理干預已經刻不容緩。韋克難所參與的心理援助活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啟動的。這是由西南財經大學統一組織四川四所高校實施的“災區基層干部心理援助計劃”。西南財經大學已于11月10日在綿竹、北川分別設立了社會工作站。他們計劃用兩個月的時間，通過篩查和個案心理咨詢、團體心理輔導等多種專業方法，為災區基層干部提供心理援助。

　　韋克難給記者講述了他最近所做的一個案例。

　　康某，某鄉副鄉長，分管民政工作，災后負責物資分發等工作。地震時他在辦公室，差點未能逃出。

　　康某告訴韋克難，地震時他腦中只想到家人，震后很想跟妻子交流但沒有時間見面，一段時間之后見面了卻不知道該說些什么了。分發物資時他盡量對下屬嚴格，對百姓盡量公平，但分發物資時發生的一些矛盾，讓他懷疑工作的意義和價值。他憧憬釣魚、喝茶的悠閑生活，但妻子認為他選擇了逃避消極的生活態度，他感到妻子不能理解他，因為地震時妻子不在當地。

　　韋克難引導他對身邊的人進行評估。“大多數同事非常辛苦也支持你，妻子不完全理解你但你們現在的關系還不錯，你還有兩個好朋友可以討論關于工作的想法。”韋克難提醒他，這些都是可以交流和分享的資源，希望他選擇自己相信的人談一些自己可以放心談的話題。

　　談話中韋克難發現，康某夫妻二人對對方談話的尊重不夠。韋克難及時點明這一點，提醒他們彼此更多地去聽，更少地去評判，同時提醒妻子更多地去了解和感受丈夫在地震中和地震后跟自己不一樣的經歷。

　　幾天之后，韋克難發現這次談話有效果了，再見康某時，他的心情開朗多了。

　　調查顯示：災區干部壓力偏大

　　韋克難還接觸過一個類似的例子，不同的是，接受心理咨詢的是妻子一方。

　　綿竹市某機關公務員華某說，地震時她身在外地，沒有深刻感受，她認為自己是個神經脆弱的人，災后盡力避免去重災區。但她感到丈夫災后變得消極，很少和她談工作上的事情。

　　韋克難建議她，回家邀請丈夫來社工站坐坐，但不強求，給他丈夫一點時間，社工站的輔導老師會等著他。

　　韋克難告訴記者，綿竹全市在編公務員有900多人，還有一些事業單位編制的人員。全市150多個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們打算把工作重點放在鄉鎮層面，并以漢旺鎮、遵道鎮、九龍鎮等作為重點。他們先在市內進行了預調查，共回收問卷30份，篩選出10人需要跟蹤介入。

　　“通過我們預調查，發現災區公務員壓力普遍偏大，10個需要跟蹤介入的人中，有6個需要專業心理輔導。”韋克難說，他們已安排本周五(11月21日)為基層干部做團體心理拓展活動。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他們將對縣、鄉鎮、村三級干部開展心理普查和社會工作需求調查，并對干部進行個案心理咨詢和團體心理輔導，同時開展“幸福家庭”等活動，通過干部的家人、親戚、朋友等社會支持系統減輕干部壓力。(本報記者 馬利民 本報通訊員 陳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