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屏蔽信息或選擇性地公開信息，似乎成了公權力在特定情勢下，處理信息的第一反應。然而，這樣的行為，不但會給公眾造成信息迷亂，而且可能讓民意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對公權力產生信任危機———而這才是問題的要害所在。

　　最近，我們總是被一些事情的真相，折磨得身心俱疲。公眾要想在第一時間觸摸真相，仍然不輕松。比如，溫州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出國考察未歸的新聞，日前又有新動態。奔赴巴黎進行勸歸工作的三人小組返回溫州，但楊湘洪并未同時歸來。隨后，溫州市委下達嚴格的封口令，所以現在楊湘洪是選擇繼續逗留，還是回國，仍是迷霧重重。(11月2日《成都商報》)

　　封口之舉讓人費解，“不能說的秘密”只能引來公眾更多的猜測。官方權威信息不主動公開，不僅無法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限度，恰恰還為各種版本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的流布，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外部環境。流言滋長，謠言飛舞，只會對政府公信力造成更大更深的傷害。

　　然而，溫州式的“信息屏蔽”，絕非個案。公眾都要花費很高的代價對抗謠言，甄別信息真偽，最終社會要支付高昂成本為其埋單。例子很多，比如早期的非典就是個典型案例，而新的素材也在不斷地涌現中。

　　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和廣元蛆柑事件，當地都有瞞報行為，最終都釀成一起波及全國的危機事件；當三聚氰胺混進飼料、雞蛋之后，農業部先是解釋是極個別的企業行為，又說或將出臺限量值標準，但接著又辟謠說媒體的“農業部回應問題雞蛋的新聞”不屬實———這番說辭搞得公眾更加迷茫。

　　同樣，在一些公共案件的信息處理上，也往往云山霧罩。在哈爾濱警察打死人案上，視頻的剪輯、信息選擇性公開；前幾天的江西上饒陳振翊案，陳振翊所住樓層的攝像頭被警方拆離；日前的深圳高官猥褻11歲女童案，酒樓攝像頭也“不翼而飛”了……所有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主動屏蔽信息或選擇性地公開信息，似乎成了公權力在特定情勢下，處理信息的第一反應。

　　這樣的行為，不但會給公眾造成信息迷亂，而且可能讓民意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對公權力產生信任危機———而這才是問題的要害所在。從食品安全問題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不信任感的彌漫，對這些產業的殺傷力。奶粉、牛奶、柑橘、雞蛋等產業已遭受巨創，若信息還不能主動完全地公開，還不能得到公眾的普遍信任，則隨著恐慌的繼續蔓延，受累的產業鏈條還會延展。這樣的慘烈局面，或許就是民眾之知情權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以自己的腳投出的抗議票、反對票。

　　回到楊湘洪事件上，我們會發現政府機關對民意觸覺是多么的麻木。從現有的證據看，楊湘洪的出走并不是臨時起意。在他出走前后，其家人一度表現得很“忙碌”，而且，楊湘洪可能被調查的風聲，坊間已流傳半年。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楊還是帶隊出游了，并托病留在了法國。老百姓都能發現問題，為何沒有得到體制內監督者的高度重視？

　　可以說，假若一些地方政府還是繼續漠視公眾知情權，不肯俯身傾聽民意，不肯虛心接受公眾監督，那么滯外不歸的絕不會止于楊湘洪。而且從以上那些事例我們也看出，只有發揚公民社會政府必須充分尊重公眾知情權的執政理性，及時披露相關信息，才能修復政府公信力。(李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