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銷定為非法該不該入刑

　　《草案》第4條新增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罪：“組織、領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

　　贊成：“經濟邪教”囂張打擊無法可依

　　百度一下有關“傳銷”的新聞報道，將近16萬篇，可謂“海量”。

　　省公安廳法制處雷群啟說：“傳銷是多年打擊的難點，法律上恰恰就缺乏一個罪名，執法機關迫切需要這個定罪依據。”

　　目前對傳銷活動的打擊，主要由公安和工商兩部門負責。兩部門頻頻聯合出擊，力度非常之大。可是，傳銷依然屢禁不止，原因何在？一位工商執法人員道出尷尬：“因為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我們對傳銷人員只能現場教育和驅散，震懾力太弱。”

　　而且，工商、公安人員遭傳銷人員暴力抗法的現象也不絕于耳。有的傳銷組織者甚至對下線灌輸這樣的歪理邪說：“驅散我們，是因為我們上課和唱歌的聲音太大，擾民而已。如果是犯了法，早把我們抓起來了。”

　　廣東安達理華律師所的劉延宇律師也力挺“傳銷入刑”：“我國的傳銷已經和作為營銷方式的直銷大相徑庭了，已形成一種‘經濟邪教’的概念，波及面廣，社會危害大，嚴重影響群眾的生活。”他說，執法部門沒有刑事法律依據，束手無策，實踐中只能進行治安處罰，手段的疲軟直接導致傳銷人員及其行為越來越囂張。

　　反對：本為合法營銷進入中國“變種”

　　司法實踐中，傳銷案大多按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也有的以詐騙罪、集資詐騙等定罪。

　　這種處罰方式頗遭學術界質疑。有人認為，非法經營罪的前提是擾亂市場秩序，必須有正常的經營活動，真實的商品、標的，而傳銷往往以“拉人頭”、收入門費為主要牟利手段，并沒有真正的市場交易活動。

　　因此，針對“傳銷入刑”以求得名正言順的打擊名分，有專家提出不同看法。

　　“傳銷和直銷在本質上一樣，都是無柜臺銷售，在西方國家，傳銷經營作為一種商品營銷方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我國，按照《禁止傳銷條例》，行政上把它定為非法，可以行政處罰，但非法不一定就是犯罪。如果它被定為犯罪，會令人感到奇怪，也似乎與WTO框架下刑事法治的觀念不相符。”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刑法教授徐松林進一步解釋，傳銷在我國之所以聲名狼藉，主要是以傳銷為幌子實施詐騙、非法拘禁、暴力脅迫等，也就是說，傳銷活動容易誘發詐騙等犯罪。

　　“但是，對于單純作為一種商品營銷方法的傳銷行為能否作為犯罪處理，我認為應慎重。”暨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胡陸生也認為，沒有必要增加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罪。“把它作為傳銷活動的從重處罰情節就可以了，組織者、領導者另外實施的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按照罪數的基本理論也應該數罪并罰。”

　　其他建議

　　《草案》第3條：對一定條件下的偷稅初犯“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不等同于“無罪”，行為人仍會被打上犯罪烙印，應規定“不以犯罪論處”。

　　《草案》第5條：鑒于國外刑法大多都規定，綁架后主動放回被綁架人的減輕處罰，建議增設一款：“綁架后主動釋放被綁架人的，且沒有造成被綁架人人身傷害的，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草案》第10條：對于軍用標志，建議其罪名修改為“非法制作、獲取、提供、使用軍用標志罪”。因為非法制作可以包括非法生產、偽造，而購買、盜竊均屬于非法獲取，出賣或無償提供都是提供的方式，而非法使用則是前幾種行為無法包容的。

　　《草案》第12條：將國家工作人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由5年提高到10年，修改的作用有限，沒有實質意義。因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往往伴生于貪污賄賂等其他腐敗犯罪，而貪污賄賂犯罪的法定刑明顯高于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