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處“夫妻檔”受賄有法可依

　　長期以來，一些官員利用法律上的漏洞采取了“妻子收錢，丈夫辦事”的方式進行受賄，而以妻子并非國家工作人員或在利益關系上未形成“對價”(合同法概念，指當事人一方在獲得某種利益時，必須給付對方相應的代價)為由而企圖逃避法律的制裁。

　　1959年4月出生的王孝琴是康慧軍的妻子，案發前為恒康天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在法庭上，王孝琴的辯護律師認為，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王孝琴并不符合此條件，因而不構成受賄罪。

　　然而，記者注意到，在2007年的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稱“兩高”)聯合頒布《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意見規定，“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施前款行為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本意見所稱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

　　這兩條由“兩高”提出的有關“特定關系人”認定的司法解釋一舉突破了長期以來我國司法界在反貪實踐中的兩大難題，即：非身份犯的罪刑認定問題和特定關系人的界定問題。

　　在庭審過程中，公訴機關也是通過援引該司法解釋認定王孝琴參與受賄97萬元，屬于受賄罪共犯。但王孝琴的辯護律師卻認為，2007年7月8日出臺的“兩高”司法解釋按照“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的刑法原則不能規范在此之前的行為違法。

　　該辯護律師還認為，目前，學術界還對此司法解釋存在爭論，刑法修正案也正在處于草案討論階段，因而對此司法解釋仍然存疑。

　　記者了解到，目前正在討論階段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將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修改為: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等近親屬，以及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以及一些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行為或在職時形成的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自己從中索取或者收受財物。情節較重的，也作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目前，王孝琴是否能夠援引“兩高”司法解釋構成受賄罪，依然需要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決。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缺失

　　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由于中國目前仍缺乏在國際較為通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使得一些官員的非法所得能夠長期隱匿，而最為具體的表現就是他們擁有的巨額財產根本無法解釋其合法來源。

　　記者注意到，康慧軍被訴涉嫌的不但包括了受賄罪，還涉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庭審過程中，康慧軍辯稱，家中財產主要由妻子王孝琴負責掌管，除了對于自己的工資收人外，其他的部分一概不知。

　　公訴機關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表明，康慧軍夫婦非法收受他人的財物及其合法收人和能夠說明來源的所得總計2673萬余元，當庭播放的證據顯示，這包括康慧軍工資收入335.91萬元，王孝琴工資收入628.95萬元，股票投資收益700.2萬元，受賄收入41.35萬元，其他收入330.42萬元，還包括有房產投資502.34萬元以及其房屋出租總共獲利133.91萬元。

　　此外，還有價值1184萬余元的財產未能說明合法來源，兩者相加，康慧軍現有家庭總財產達3857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康慧軍的“關系”而在恒康天安人壽保險公司任職的王孝琴，幾年工資收入竟達近629萬元，這一數字遠遠高于曾在陸家嘴集團這樣大型國企任職數年的康慧軍。

　　一位法律界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目前，由于中國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上的缺失，使得一些官員在獲得非法所得的時候有恃無恐。而這也使得犯罪嫌疑人在長達十幾甚至幾十年的非法所得無法及時通過披露機制讓外界獲悉，由于公務人員的工作具有公共性，因而公務人員的“隱私權”應該一定程度上讓位于公眾的“知情權”。

　　媒體報道稱，從2009年1月1日開始，新疆阿勒泰地區將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該地區紀委、監察局和預防腐敗辦公室已制定了《縣(處)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的規定(試行)》。據了解，阿勒泰將成為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地區。其后效如何，尚須等待。(來源: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談佳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