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治市和臨汾市都是山西省的產煤大市，兩市的經濟總量、煤炭產量和煤礦數量都比較接近，但近年來安全生產的形勢卻不啻天壤。

　　不久前，長治市領導自豪地向全國文明城市驗收檢查組匯報：2003年以來，全市地方煤礦沒有發生一起死亡6人以上的事故，2004年以來，沒有發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全市地方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由2002年的2.69下降到2007年的0.71。

　　而在不久前，臨汾市的襄汾尾礦庫潰壩事故，造成267人死亡。

　　如果說煤礦和非煤礦山沒有可比性，那么仍以煤炭為例。2007年3月28日，臨汾市堯都區余家嶺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26名礦工遇難；5月5日，蒲縣蒲鄧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28人死亡；12月5日，洪洞縣瑞之源煤業公司發生瓦斯爆炸，造成105人死亡。再向前追溯，2006年11月26日，堯都區河底鄉蘆葦灘煤礦發生瓦斯爆炸，24名礦工遇難……

　　同樣是煤炭大市，差別咋就這么大呢？有關人士指出，安全反差的背后，衍射出的是責任的落實。沒有落實，再多的制度都是空話

　　長治市委書記杜善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在煤礦管理方面，長治市從來不單純地把安全生產看作技術問題，而是看成政治環境問題。在這一高度上，他們要求所有的管理制度都必須得到堅決落實。例如“事故前責任追究制”，長治對查出的煤礦安全隱患責令整改，如整改不力，即使沒有發生事故也要處理礦主。這一辦法執行數年不曾動搖，曾被國家煤監局領導評價為“破解了中國煤礦安全生產的難題”。

　　制度都是眾所周知的制度，而長治的特色在于一直堅持，最終使制度成為一種常態。在“兩會”以及重大活動期間，山西的一些地方干脆一律關停煤礦以“保證安全”，而長治卻一直正常生產。長治市長張保說：“我們要的是本質型安全。”

　　臨汾作為一個煤炭大市，對安全管理不可謂不下功夫，而且很多經驗還堪稱獨創。例如他們在全國最早試行了煤炭資源有償使用和拍賣；在全省第一家組織了煤礦安全監察執法隊，要求隊員“每礦必到，每井必下”；對違法生產的煤礦不惜采用炸礦等“雷霆手段”。但是，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王德學的一句在山西幾乎是耳熟能詳的話，道出了個中原委：“嚴格不起來，落實不下去。”

　　早在2005年，臨汾市就多次強調，安監局要做好安全生產許可證的審查、辦理和上報工作，提高全市企業安全生產的準入門檻，堅決關停一切不符合安全生產基本條件的企業。但直到襄汾潰壩事故發生，那家企業卻還是“兩證”過期、照樣生產。

　　去年洪洞“12·5”事故之后，今年1月在一次全市安全生產會上，“火線”上任的臨汾市領導要求對所有煤礦、非煤礦山進行“拉網式、無縫隙”排查，做到“縣不漏鄉、鄉不漏村、村不漏礦”。然而發生事故的襄汾新塔礦業公司，還是被“漏”掉了。據此，有關人士說，再好的制度沒有落實，也是一句空話。兩位倒在工作崗位上的煤炭官員

　　2006年1月27日，51歲的長治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原局長張巨魁倒在了工作崗位上。

　　張巨魁在煤炭系統23年且手握“實權”，而當他溘然辭世后，留給家庭的竟是5萬多元的醫療費單據，還有一封尚未寄出的資助困難學生的信和300元資助費。而他留給長治市煤炭工業的卻是：完整的市、縣、鄉、村、礦五級安全防控網絡，5萬名礦工擁有意外傷害保險的全市煤炭行業整合方案，以及連續3年杜絕各類通風瓦斯事故的煤炭安全生產形勢。

　　生前，張巨魁累計在井下步行6000多公里。張巨魁以他的奉獻，被評為長治市“道德楷模”。而他的事跡，也從一個方面折射了長治煤礦安全生產的根源。

　　2007年，臨汾也有一位官員“倒”在了崗位上，即分管煤炭工作的副市長苗元禮。他在任職期間通過審批減免、緩交煤炭資源價款，整合資源、關閉和保留煤礦等收受賄賂，數額特別巨大。

　　山西省紀檢委通報這一案件時，有關領導指出，此案暴露出少數領導干部利用煤焦領域監督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環節徇情枉法，直接導致了煤焦領域重大腐敗案件易發多發、重大生產責任事故頻發。

　　在洪洞縣瑞之源煤業公司礦難中，駐礦安監員未請假就離開所駐礦，以致沒有在第一時間將事故向上級匯報。而在蒲鄧煤礦事故發生后，駐礦安監員竟與礦主一同外逃。據知情人稱，少數基層監管人員經不起糖衣炮彈襲擊，甚至把監管變成了“站崗放哨”。

　　國慶節前，山西高調召開安全生產會議，要求切實扭轉安全生產被動局面。目前，一場“安全風暴”正在全省涌動，但愿從此往后，安全生產形勢能有根本的好轉。(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