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態化的政府問責，必須以健全的問責機制為基礎，通過立法確保各級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權力始終處于一種負責任狀態，杜絕任何行使權力的行為脫離法定責任機制的監控

　　九月的政壇，刮起了一股強勁的問責風暴。先是因“9·8”襄汾潰壩事故，孟學農辭去山西省長職務，副省長張建民也被免職；緊接著，國務院同意李長江辭去國家質檢總局局長職務，河北省委免去了吳顯國石家莊市委書記職務。從孟學農的再度辭職，到深圳“舞王歌舞廳”大火相關責任官員的免職；從河南登封煤礦事故后第二天市長被建議免職，到云南省陽宗海砷污染后行政問責制的立即啟動，在事故集中爆發的9月，至少有19名高級官員引咎辭職或遭免職問責。(10月6日《民主與法制時報》)

　　責任是對權力的約束。如此大面積的問責風暴，勢頭超越了當初非典中行政問責的力度，不僅讓社會見證了中央從嚴治官、為民負責的堅定決心，也折射出政府問責正在從個別化邁向常態化。對失職官員的迅速而果斷的處理，更向社會，尤其是向官員傳遞出一個信號：法治社會里，每一起“人禍”都難逃追究！而這種“有責必究”信息的傳遞，勢必會對約束各級官員手中的權力產生深遠的警示效應。如果能夠以此為契機，將政府問責進一步制度化、透明化和普及化，全程貫穿于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則善莫大焉。

　　現代法治政府，首先必須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法律控制政府的一個目的在于克服政府行為的無責任狀態，把全部行政活動置于一種法律責任的基礎之上，避免任意行政、濫用職權。因為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其行為是以整個社會為對象、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密切聯系著公民的個人利益，如果政府行為可以隨意實施而無需承擔責任，就有導致整個社會陷入無秩序狀態的危險。因此，法治政府的基石，就在于通過健全的政府責任機制，提高政府公務員的執法責任意識，實現政府活動的始終負責任狀態。

　　從1997年以來，我國各地政府陸續展開了行政執法責任制的建制及推行工作，著力將行政執法績效評估和責任追究機制引入行政管理中。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們在政府問責，尤其是高官問責上，依然缺乏統一而具體的操作標準，國家層面的依據分散在公務員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重特大安全事故行政問責暫行辦法》等法律法規當中，立法層次不高、不統一、不明確等問題較為突出，地方行政問責的規范也普遍存在剛性不足、可操作性弱等缺陷。在缺乏強有力的規則約束下，行政問責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成效多取決于中央和地方的決心，以及社會的關注程度。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對一些民眾極度關注的失職事故，往往問責力度較強，而一旦不受眾人矚目，則問責力度就顯得疲軟，或者是風頭過后再對免職官員另外“委以重任”。如此，問責風暴就容易成為緩解民眾情緒的幌子，而難以對官員施政起到真正的制約作用。

　　所以，常態化的政府問責，必須以健全的問責機制為基礎，通過立法確保各級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權力始終處于一種負責任狀態，杜絕任何行使權力的行為脫離法定責任機制的監控。這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從立法上進一步細化政府和官員的權責，不僅開出官員明細的“權力清單”，更需設計出明確的失職狀態下的責任后果；另一方面，須以嚴密的規則將各種責任方式、問責主體、問責程序以及責任實現的監督等納入法制軌道，尤其是要建立對問責的事后監督制度，對免職官員的復出進行必要的約束，以防止官員問責流于形式。

　　當然，責任政府不僅體現在宏觀上有一套完整的責任立法，更蘊含于一個個具體官員對各自責任的微觀承擔上，正是這一個個具體責任的落實，才構筑了整個責任政府的大廈。因而，責任行政除了要求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提供剛性的問責機制，還需要通過具體的問責行動將這些機制付諸實施，從而使各級政府真正地成為責任政府、法制政府。而且，作為政府問責機制的核心環節，對失職官員的責任追究還體現出一個國家行政官僚體制的自我診治、自我修復能力。畢竟，當公民將權力委托給現代政府時，我們期待的并不是一個永不出錯的政府，而是一個知錯能改、有錯必糾、能夠自我修復的政府。(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