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到今天，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改革開放30年來的法治建設，對國人的生活方式進一步產生了實質性影響。

　　權利成為社會基本話題，個人主體性地位提升

　　我國的傳統文化強調集體，拒絕正式承認個人的主體性。傳統社會的禮治秩序，本質上是主張取消個性、主體性、否認個人獨立利益的，個人只能按照一定的“名分”來履行責任義務。這一秩序塑造的是處于服從地位的“臣民”，而非法律意義上享有權利的“公民”。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進行的勞動人事體制改革，是要實現人由“單位人”向“社會人”過渡的目標。這一“人的社會化”過程，既是我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它意味著個人自由的增加和社會結構的優化。

　　與此同時，經過持之以恒的普法宣傳和法治建設，全社會也已認識到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保護權利。2004年憲法修改時，“尊重與保障人權”被正式寫入國家的基本大法。權利意識的深入，以及法律對于權利的保護與對權力的限制，讓個人從家族、集體等組織中得以解放，個人能夠成為社會關系中單獨的活動主體，個人的主體性地位得到全面提升。

　　“私人空間”概念已經形成，并得到法律保護

　　社會的發展使得人由“動物人”向“社會人”轉變，而社會人也在不斷“更新”，促進人和社會的現代化。

　　1、個人隱私、商業秘密、人格尊嚴等成為法律保護的內容。隱私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對其與社會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一種人格權。商業秘密是一個組織里的“私人秘密”。人格尊嚴不僅是現代民法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目標。它努力使個人權利足以對抗國家和社會權力，進而使得個人可以和社會、國家保持關系平衡與協調。人格尊嚴包括尊重自己的人格、尊重他人的人格、尊重社會的人格。其中，肖像權、名稱權是對人格外在的“形式”保護；隱私權、商業秘密是對人格的“內在”和“內容”保護；環境保護則是對人格權生存空間和伸展空間的保護。

　　2、現代社會使得人際交往又有了新的“分寸感”。法律賦予個人和企業以“私有領空”，國家權力不予干涉。這極大地拓寬了個人的生存范圍，使得個人自由的空間更加寬廣。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社會并不注意對這些領域的保護，諸如通訊自由、個人選擇等容易受到干涉乃至侵犯。家長是否可以私自拆開子女的信件的爭論，關注和探討的就是這一話題。

　　此外，在傳統社會中法律主要強調國家利益，法律不僅僅要管行為，還要管“思想”。這些規定和情形，在改革開放30年的法治建設進程中，已逐漸得到修改、調整和完善。“親密無間”可能更多只是文學意義上的一種表達，現代法治社會卻不得不將其“淘汰出局”。法律規范和調整的關系希望是“親密有間”。

　　法律使中國人的情感和認知由感性向理性轉變

　　法治社會的精神是，有行為必有結果，有要約就將導致承諾，有承諾即可能意味著責任。這有點類似古代的“言必行、行必果”，但在今天卻被賦予了法律上的意義。

　　1、對哥們義氣進行了規范，重塑傳統人倫關系。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進步往往表現為對傳統道德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突破，現代法治理念的深入也已對中華傳統道德觀產生深遠影響。在現代法治社會，所有人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相應的法律責任，而不問彼此之間的關系如何。再“鐵”的哥們，其相互行為仍然會受到法律的平等對待，朋友之間做事行事也要符合法律的原則和規定。因此，交往行為過程中往往要求具備相應的法律手續，做生意應訂立書面合同、借錢要有借據等等，而非一說了事，僅憑相互的“友誼”和“信任”為保證。

　　2、信守諾言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行為不是兒戲，它與權利、義務、責任相伴隨。由于責任，特別是法律責任的存在，使得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在事前要“三思而后行”，必須充分考慮到一個具體的行為在法律上的意義，否則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現代法治社會要求人們把法律規定內化為行為準則，以實現個人與社會的相互和諧。

　　(作者石文龍系上海師范大學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