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廣州市召開整治交通秩序專項行動動員大會，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張桂芳要求，此次專項行動全警投入，并用各種手段，對行人、行車違章進行嚴懲。張桂芳在講話中甚至建議，“最好罰他一個月三分之一的工資，這樣就沒有敢再違章的了。” (7月26日《信息時報》)

　　“罰沒違章行人三分之一的月工資”,這話聽起來像那些缺乏法制知識的“市井小民”口中的玩笑，但卻是廣州市政法委書記在動員大會上的發言，這怎能不讓公眾被驚得嘩然一片呢？

　　如筆者這般主要依靠雙腳作交通工具的普通市民們，要在城市里奔波謀生，每天都要無數次過馬路、乘公交。少不得會有不慎違反某條交通規則的時候。如若按照張書記的建議，我們一家老小恐怕要喝西北風了！此外，公眾還搞不明白的是，這樣的嚴罰依據的是哪條法律呢？又是誰給了這位市委副書記罰沒違章的行人三分之一月工資的權力呢？

　　也許這只是張書記一時的失言，但是筆者卻認為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為，與之類似的官腔、官調在當今一些地方的官場中還頗為流行。“法治”這個代表現代民權思想的詞匯在這些地方似乎還停留在古代。封建時代的官員高高在上，對百姓奉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類的執政信條。他們無須給百姓解釋其政策措施的目的性和合理性，更不需要爭取百姓的理解和同意。罰銀子也好，打板子也罷，老百姓唯一要做的便是低頭受罰，有膽量提出異議的常要被斥之為刁民、匪寇。

　　如今，隨著時代的多次變遷，公民社會開始逐漸成長，但在一些官員的頭腦里，那些舊時代的人治觀念還是頗有市場。所以，他們對上級領導的要求無不鞍前馬后、盡心盡力，在說話的語氣中恨不能填滿對領導的恭敬和嚴格等級尊卑的詞匯。當他們的工作對象為普通公眾時，口中、紙上隨處可見的自然都是嚴打、嚴管、重罰。張書記們也許早已習慣了這樣的說話方式，所以才會說出“最好罰他一個月三分之一的工資，這樣就沒有敢再違章的了”這般讓公眾難以接受的官話。

　　官員的語言反映了他們的意識和心態，也反映了我們社會存在著法治進程滯后的無奈現實。但是在互聯網時代，這些官話能夠在網上被公眾任意地批評和質疑，以至于得到及時有效的改進和糾正則無疑是時代的進步。至少，這能夠讓某些官員多少弄清楚手中的公權真正的來源在哪里，真正要負責和服務的對象又是誰。當然，要杜絕那些無視公眾權益的官話光靠互聯網上輿論的敲打還遠遠不夠。官話的消失更依賴于民主、法治等現代社會觀念的推進和普及，只有在民主和法制昌明的社會里，官話才有被消滅的希望。(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