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1991年、1998年的兩次百年不遇的大洪災、2003的“非典”相比，中國社會對這次汶川地震的反應出現了“第一時間現象”。當地震發生后的第一時間，整個中國社會在與時間賽跑，從中央領導的決策，到媒體的實時報道，從軍隊的日夜兼程，到運輸部門的全力以赴，整個社會動員起來，高速運轉，充分體現了災情就是命令、時間就是生命這一救災準則。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面對災難的應急速度。

　　　媒體在震后第一時間發布了地震的信息。最高領導機構在第一時間作出了應對決策。軍隊和政府各部門第一時間布置救災工作。災區各級黨政主要領導親臨一線，深入災區靠前指揮。這種速度，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各地、各單位第一時間伸出援助之手，組織多個醫療救援隊趕赴災區；民間社會力量的快速反應。志愿者第一時間救護傷員、送飯送水、市民第一時間排隊鮮血、著名藝人第一時間倡導募捐……

　　　這一切都是在地震發生后短短幾個小時內中國社會對待災難的反應。對此，得到國際社會的正面評價。英國《金融時報》網站《中國迅速救災令人欽佩》的社評文章，“和32年前慘絕人寰的唐山大地震相比，中國已經有了更加堅強的抗擊打能力”。美聯社評論認為：“這種快速的動員，反應了中國領導層已經將災難救援放在突出的位置，也向世界展示了，他們對奧運期間的任何突發事件都會準備充分。”

　　　“第一時間”現象說明：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成為各級政府的執政理念。實現、維護、發展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當人民遇到了危難的時刻，黨和政府義不容辭，全力以赴地救助人民。誠如溫家寶總理在救災現場所說：“一分鐘也不能耽擱。早一秒到達受災地區，就可能早搶救更多的生命。要把抗震救災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

　　　社會管理的應急救災機制比較成熟。面對災難需要有一套科學的、有效率的應急機制來應對，而不只是滿腔熱情、隨意決策。歷經多次自然災害后，我們在血的教訓的基礎上摸索、總結出了較為成熟的應急救災機制，使救災制度化。有了如《突發事件應對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法規，各部門都有緊急預案，這使我們在突發事件來臨時能夠臨危不懼，有條不紊，在短時間內調動社會資源與社會力量，形成抗災救災的合力。

　　　政府的執政能力顯著提高。一個政府的執政能力不僅在于應付日常的、程序化的事務，更在于面臨突發事件時的應變、處理危機的能力。從地震發生，到信息發布，到啟動應急預案，到搶險救災實施，所有這些工作都是在兩小時以內進行的，信息完全透明，減少了謠言，使民心安定。

　　　改革開放使我國的國力速度增加。國力的增強為我們短時間內調動大量的財力、物力救災打下了雄厚的基礎，使得快速反應有了技術保障與物質資源上的強大支持。

　　　“第一時間現象”使我們看到了管理者的鎮定、信心、勇氣和強有力的指揮，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勇敢、堅強、團結的互助精神，看到了中國應對突發災難的動員實力。在獲得“第一時間”救人的先機后，抗震救災的工作進入“第二時間”即實質性的攻堅搶救戰，還有“第三時間”的災后的重建，而這是更加艱難與漫長的過程。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全國人民一定會和災區人民并肩戰斗，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作者為南京大學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