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日前，因為湖南汝城縣政府不公開相關資料，汝城縣自來水公司退休職工黃由儉將其告上法庭。這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第一起相關訴訟案。黃由儉長期向各政府機關反映，自來水公司改制出現國有資產流失。后他發現縣政府曾對公司改制做過調查，遂要求公開報告，遭到縣長拒絕，他當即向法院遞交了《行政起訴狀》。此案被媒體稱為“政府信息公開第一案”。黃由儉要求公開報告的依據是，《條例》第11條規定，“城鄉建設和管理的重大事項”和“社會公益事業的建設情況”，應該由政府及其部門重點公布。汝城縣法制辦主任鄧先聰則認為，在整個《條例》中，只規定鄉鎮企業承包、租賃、拍賣的情況需要公布，并沒有涉及國企改制。雙方爭執不下，難以定于一尊。黃由儉的經歷其實很有代表性。雖然《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于5月1日正式實施，但一些公民向政府部門申請公開信息時，往往得到“不知道這條信息是否應該公開”或者“不知道這件事情該由誰具體負責”的答復，難以如愿看到急需的信息。

　　之所以出現這種景況，有兩方面的原因。從技術層面來說，現有的《條例》對應該公開的信息類型進行了列舉，縣級以上政府及其部門有十一類重點信息需要公開，縣級政府及其部門有四類重點信息需要公開，鄉(鎮)政府有八類重點信息需要公開。實際上，各級政府經辦之事千頭萬緒，各類政府信息浩如煙海，與之相比，《條例》中羅列的信息類型顯得表述籠統、范圍狹窄，公民在申請公開某個具體信息時，往往不能找到與之精確對應的條款，這就給政府部門留下了過大的自斷空間，愿意公開就公開，不愿意公開就回絕。

　　還有一個就是，《條例》與其他法律法規的銜接沒做好。《保密法》、《檔案法》都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上位法，其中也有很多表述給不愿公開信息的政府部門提供了“依據”。立法和修法應該統籌兼顧，在上述兩法調整修改到位之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難免束手縛腳。鑒于以上兩種情況，《條例》的細化以及《條例》與其他法律法規的銜接應該抓緊完成。

　　除了法律技術層面的原因，信息公開更大的阻礙恐怕是來自政府部門“關門行政”的慣性思維。長期的計劃體制，梗阻的行政通道，畸形的問責制度，使政府工作人員在信息發布時極其保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說就不說。不說就不用負責任，掌握了信息優勢還“好辦事”。說了就覆水難收，弄不好惹“事”上身。這一來，信息公開全靠官員的行政良知和勇氣。想改變這種行政生態，必須出臺一些強制性的措施，對有責任公開信息的人保持壓力。

　　今年3月，新一屆中央政府公布了新的《國務院工作規則》，規定：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討論決定的事項、國務院及各部門制定的政策“除需要保密的外，應及時公布”。它意味著政務信息“公開是常態，保密是例外”，充分顯示了國務院公開政務的決心和力度。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地方各級政府和部門也應照此執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當奉行這一原則。不管《條例》的實施細則對應公布信息進行多么詳細的羅列，總有未盡的事宜不能囊括，“公開是常態，保密是例外”能極大地拓展信息公布的范圍。此外，《條例》對不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義務的行為也規定了一些問責條款，公民有權對此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但總的來說，問責機制不太明確，在很容易找到遁詞的情形下，難以引起有關人員的重視和敬畏。

　　“政府信息公開第一案”出現得很及時，它提醒我們信息公開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一帆風順，還有很多的困惑和險阻。下一步，我們應該對癥下藥，消除困惑，踏平險阻。(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