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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今天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去世19周年紀念日。
胡耀邦
1915年11月20日至1989年4月15日
籍貫:湖南瀏陽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0—1987)。
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
開篇辭
公元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
紀念,是為了更好地繼續;紀念,是為了更好地繼承。繼續改革的征程,繼續開放的號角,繼承那些先驅的膽識、智慧與風范。
緬懷先驅,是死之慰,亦是生之責;緬懷先驅,是重溫過往更是開拓未來。
雨霖鈴·祭改革先驅
霧雨霏霏,映深南路,諧和萬家。改革旌旗揚展,猛回頭,闌珊不再。抬眼細數滄海,竟三十冬夏。念悠悠漫遠征程,先驅歷歷海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恩澤千秋言。今晨當思何處,憶崢嶸、血路尤在。此去經年,應是千古好景即設。便更懷先驅風范,當與世人說。
外甥深圳街邊賣報
曾維信對深圳充滿感恩,是眼前這座夢之城讓他實現了祖祖輩輩孜孜以求的———從“村里人”到“城里人”,從“貧窮者”到“富裕者”。而深圳該感激的,除了這些與特區共命運的建設者,還該銘記那些“在特區殺出一條血路”的締造者們。從這個意義來說,曾維信仍舊要感謝那位表面看來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特殊利益的“高官親戚”。
在很多家人和老鄉的記憶中,耀邦有些不近人情。西嶺腳下的那處滄桑飄搖之所多少年來未曾有些許的嬗變,他的親人也多半耕作于斯、勞作于此,“領袖故里”與“領袖親人”的名號沒有給這座滿目蒼翠的小鎮帶來惠澤。一開始,鄉間四鄰對此頗有微詞。歲月的流淌讓親友、坊間逐漸理解了耀邦———不是“冷血傲骨莫問親”,而是“身正行范嚴律親”。
胡德資便是個典型。1980年胡德資畢業待分配,當地政府為了照顧“領導家屬”,將他安排進岳陽物資局工作,其實也就是招待所的一名工人。胡耀邦聽聞此訊,當即大聲呵斥其兄長,并絲毫不留情面地將年輕氣盛的親侄“遣送”回鄉下務農。胡德資憑借自己的一技之長當上了生產隊長。改革開放以后,他利用家鄉瀏陽“花炮之鄉”的優勢,輾轉武漢開了五年鞭炮門市部,最終回到老家,守著那棟祖宅和自己一手辦起的胡家飯店。
三十年間,胡德資到過三次深圳探親———耀邦的嫡親外甥曾德盛一家長居于此。這座四海九州群賢畢至的特區之城,不僅胡耀邦參與決策了這里的拓荒之旅,其親人也在這里親歷并見證了漁村變都市的華麗轉身。胡耀邦作為當時鄧小平大刀闊斧力倡改革的得力助手,在“深圳特區”問題上展現出了極大的勇氣、魄力與膽識。
曾德盛老人1998年來到深圳,入住兒子曾維信購置的宅第。曾家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曾維信與那個時代千千萬萬個懷揣“淘金夢”的熱血青年一樣,1994年只身一人來到特區,租下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開始“下海”生涯,職業是“賣報郎”,在筍崗西路西湖賓館邊開了一家旺鋪。多年來,他風雨無阻、任勞任怨。曾維信并非不知道耀邦與自己是何關系,其他親友屢屢受挫的“經驗”使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沾點“高官親戚”的光。在他看來,自己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南下打工仔。來深圳后短短幾年光景,曾維信便順利盤下了兩個報亭,收益也直線上漲,過上了愜意舒適的小康生活。
為特區發展保駕護航
1980年初,胡耀邦來到深圳、珠海。短短幾天實地走訪,他的話語便如此鏗鏘:“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展得好,就搞特區。”此言一出,如掀巨浪。
世人贊賞胡耀邦有兩大功績最為卓越、深遠:平反冤假錯案和全力支持改革開放。1980年初,胡耀邦來到深圳、珠海。短短幾天實地走訪,他的話語便如此鏗鏘:“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展得好,就搞特區。”此言一出,如掀巨浪。在那個塵封多時、剛剛探討“開放”的年代,“特區說”成為保守派們的眾矢之的,一度有人力陳不可,甚至痛哭流涕地指責:“你搞的‘特區’就是‘租界’。”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長期與耀邦共事的胡啟立回憶當時的場景,至今都在嘆服其沖天的勇氣:“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堅決頂住,盡全力支持和保護特區的健康發展。當時,耀邦同志保護特區、保護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的,稍有點私心雜念,就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大局受挫。”
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相中,從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上調入廣東,主政南粵。任仲夷當年曾多次上書中央要求在大連興辦特區,屢未獲準。“耀邦同志對我說,你曾要求在大連辦特區,這不可能,但中央決定調你到一個有特區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廣東。”據資料記載,任仲夷生前回憶起這一紙調令時,感慨良深。
到任廣東三年后,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再次來到深圳特區。此時,有關特區的質疑聲音正此消彼長,有人叫囂:“深圳只剩下國旗是紅色的。”面對創辦初期特區遭遇的種種困惑,胡耀邦在這次考察中高度贊賞了深圳的建設成就,并即席為深圳題詞:“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黨史記載,這是自1982年以來中央高層領導第一次正面評價深圳。
“廣東有今天,多虧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也功不可沒,提廣東的改革開放,不能不提他們。這是歷史,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德高望重的任老生前多次強調,“開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是全黨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作為總書記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的領導下,披荊斬棘、沖鋒陷陣,為我國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貢獻,功不可沒。”
曾想在深辦實驗大學
胡耀邦對深圳還寄予了其他期望。陳樹柏,電機工程學領域的世界級專家、“美國電子與電器工程師學會”院士。多年以后,談及胡耀邦、談及深圳,他的心中總是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矛盾——感激中夾雜著遺憾。
改革開放之初,陳樹柏在鄧小平的直接邀請下回到國內,在看到當時高等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后,陳樹柏提筆寫下一份建議書——希望在國內創辦一所新型大學,博采眾長,充分吸取美國大學的成功辦學經驗,培養國家急需的高科技人才,而校名便叫作“中國實驗大學”。
1984年夏,胡耀邦在北戴河與陳樹柏會面。“胡先生一見面就對我說:”我這次和你會面,不是代表鄧小平,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黨中央,向你表示籌辦‘中國實驗大學’的建議已獲批準。“陳樹柏回憶,胡耀邦當年強烈建議”要把‘中國實驗大學’的校址選在特區深圳。“
深圳在當時是一個代號:大刀闊斧、銳意創新。陳樹柏辭去了自己在美國圣塔克拉拉大學的一切職務,跨洋奔波,頻繁往返深圳與加利福尼亞。據他回憶,胡耀邦當年為這座承擔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重任的“特區大學”考慮得非常仔細,寄予很高希望。“胡先生清楚地算過賬,‘你向中央要求兩億元,我們決定給你兩億三千萬。為什么呢?因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費一億,兩億元剛夠平整兩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沒有錢怎么辦?所以我們決定再給你三千萬作首期基建費用……”而對于陳樹柏自身的前途命運,胡耀邦也是考慮良多,在聽說他辭去了美國所有任職后,曾建議其謹慎考慮:“最好是留職停薪,留條后路,較為穩妥。”
不過,辦一所大學并不簡單。由于財力原因,“中國實驗大學”的設想寂靜地在深圳夭折。但是,陳樹柏的一些思路和理念后來被國內其他開明的大學采納吸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樹柏認為“也算是事情的最好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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