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湖南警方近日著手清理整頓警車和保安運鈔車的號牌，并醞釀在公安系統內一次性取消“湘O”牌照，有關人士進而透露，對于其他一些車輛的特權號牌，也正在醞釀清理整頓或者取消。

　　長期以來，“O”類牌照代表了某些車輛的“身份特權”，對于交通秩序和公眾觀感都產生了較大的消極影響。取消“O”類牌照，可謂是對社會呼聲的積極回應，無疑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不過從社會期待來看，取消“O”牌也許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礎上更要取消特殊牌照背后的法外特權，這才是清理整頓車輛號牌的實質歸宿。

　　就本質而言，“O”只是一個數字而已，本身并無特殊意義。真正的問題是，任何數字不能被賦予特殊的含義，在明文規定或者潛規則中成為法外特權的象征。否則，人們不能不合理地擔憂：取消“O”牌之后，其他的數字還會步“O”的“后塵”，成為新的特殊“通行證”。蕭公權先生曾把中國古代社會公共治理的弊端歸結為一點：不論權力在誰手里，都不受制約，因此，公共管理的關鍵是制約權力，讓它不管在什么人手里，都不會成為“脫韁野馬”。同樣的邏輯是，不論號牌是什么數字，關鍵是讓它簡單地回歸本來作用，只代表識別標志，而不指示特權。

　　事實上，從模范遵守交規、便于公眾求助、利于社會監督的公益角度來看，政府車輛懸掛特殊號牌，有其合理的一面。畢竟現實中，一級政府旗下到底有多少公車、編配使用情況如何，宏觀上很難精確化管理，甚至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都無法摸清各單位各類公車的真正底數，公車管理事實上變成小集體、小部門“自己決定、自己監督、自己處理”的內部操作。雖說公車要嚴格管控、率先垂范遵守交規乃是政府和民眾的共識，但主管部門都無法深度知情，遑論公眾監督：大街上滾滾車流，你能迅速辨別其中的“公乎私乎”？接送學童、出入高檔消費場所的名車成行，你又能如何拿著“禁止公車私用”的尚方寶劍去向誰問罪？要做到“嚴管公車”進而“嚴控公權”，要保障公眾對于“公車廉潔”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完全可以從還原“政府車輛懸掛特殊號牌”的功能入手。從理論上講，公車屬于典型的國有資產，理應統一編配，標注公共屬性，便于內外識別監督，而其最簡單的標識方法當然是在牌號上做文章。這樣看來，關鍵的問題是，“政府車輛懸掛特殊號牌”的出發點是便利公眾識別和社會監督，而不是謀求任何法外特權。如果符合這個出發點，公眾當然歡迎“政府車輛懸掛特殊號牌”。

　　不妨來看看香港的經驗。在那里，公車都是以“AM”開頭，即英文“政府(Administration)”的縮寫。一輛冠以“AM”號牌的車輛，無論是載人還是載貨，都直接宣示它的公共屬性和公務標志。這樣一來，公車的使用者、去向與停靠地乃至駕駛者的交通禮讓，都將置于媒體和公眾的嚴格審視之下，為此，曾出現“好事”市民在駕車時，看到前行的公車去向可疑，便一路跟蹤守候、全程監督的情況。

　　香港公車管理的經驗有兩條：其一，公車必須統一牌照，以公務用車的“明碼標識”，確保市民的明察秋毫和有效監督。其二，公車號牌專用某個字段，不是為了執法者能夠一眼識別公車，使其安全地享受“特權”，而是便于公眾能夠一眼看清公車，便于進行外部監督。這與內地一些地方個別公車號牌也有某些特殊字段，卻主要作為交通執法者內部“優先對待、靈活掌握”之用的設置初衷大相徑庭，也值得我們對照借鑒。

　　作者：陳創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