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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扎根于中華傳統“和合”文化土壤中的協商民主，從目前看比選舉民主更適合中國這塊土地

　　記者/韓永

　　11月15日，《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發布，成為繼2005年《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后，又一個圍繞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發表的白皮書。外界對此的反應正如《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魯寧所說：“既有點兒意外，卻又在情理之中。”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對它的評價是“新意不多，但不乏亮點”。最大的亮點就是它以一種與國外其他政黨平等的語氣，改變了以往世界革命式的“惟我獨尊”的話語方式；而作為對這項制度正當性的主要論據，“中國國情”貫穿于這個白皮書的始終。

　　國情的選擇

　　有論者認為，當一種制度在個別國家的成功被無限放大后，往往招來其他國家非理性的追隨與復制，非理性的主要表現就是不顧及自己的國情。這樣的證據在各大洲都能找到：“橙色革命”后的烏克蘭幾乎常年陷于分裂之中；泰國的民主陀螺已經搖搖欲墜；同樣效法美國的非洲部分國家的選舉幾乎演繹成一場場亂戰。

　　白皮書將中國的政黨制度植根于這樣的一個現實：“中國是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國土、13億人口、56個民族的發展中大國。”專家從兩個方面解讀這一現實，一方面，中國的情況復雜，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難以收拾；另一方面，發展中大國的現實決定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要心無旁騖地埋頭苦干，這同樣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那誰是中國的堅強領導呢？魯寧認為，倘若不同的社會階層都能從現階段乃至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國家與民族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做考量，這個領導核心非中國共產黨莫屬。

　　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核心地位，一方面源于其歷史的積淀，另一方面源于其現實的革新。前者提供了政治上的正當性，后者則讓這種正當性得以延續，而中國近些年取得的引人矚目的發展，則為這一正當性提供了實踐依據。

　　這一成績的取得與中國的政黨制度的內在聯系是：后者用對選舉民主的適當限制排除了可能的渙散，又通過對協商民主的充分發揮保持了強大的凝聚力。

　　協商的土壤

　　貫穿于各級政府決策的協商民主是中國政黨制度的一個創造，專家認為，這種扎根于中華傳統“和合”文化土壤中的民主，比選舉民主更適合中國這塊土地。

　　協商民主的發端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會，其最大的關鍵是，怎樣能讓這種協商既有廣泛的代表性，又不致因其廣泛性而達不成共識。中國共產黨的解決之道是:通過對各自聯系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政、議政的權利進行保護，來解決代表的廣泛性問題；同時不斷提高妥協的技巧，以便使各方在博弈的基礎上達成共識。這一解決之道不斷推進的結果，就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話語權得到了保證，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199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被載入憲法，賦予了這種協商民主的形式法律上的約束力。

　　成果是顯而易見的。據白皮書介紹，近三年來，各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代表人士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重大書面意見、建議達200多項，內容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國防、外交、港澳臺僑等諸多方面，其中廣受關注的問題有長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地區、海峽西岸經濟區、北部灣地區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三江(長江、黃河、瀾滄江)源地區、欠發達地區資源開發補償機制改革等問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問題等。由于很多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是各自行業的著名專家、學者，他們的建議有時是決定性的。而在更重要的意義上，這種參與還體現于各種黨和國家重要文件、法律及法規、國民經濟中長期計劃的制訂以及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國家金融體制改革、衛生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的建議。一位熟知決策程序的學者指出，很多事關國計民生的決策，如果少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參與，其質量和進程都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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