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7%的人感覺贍養壓力大, 87.8%的人擔心自己老了之后的生活,73.8%的人認為政府應該更重視為低收入者提供養老保障
“除非是昧著良心做,不然在中國投資養老事業不一定能掙大錢,至少在目前掙不了。”在9月15日由人民日報主辦的首屆中國養老事業發展論壇上,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
目前,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達1.4億,占總人口的11.03%,按國際標準,已步入老齡社會。老年人越多,意味著社會用于養老的支出也該水漲船高。為什么在唐鈞看來,投資養老事業掙不了大錢?
“中國的老人不是強勢的消費群體。因為沒有好的醫療保障,老年人不敢花錢,更不敢在養老上投入很多。”唐鈞解釋。
此前一天,作為對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中國養老問題不能全指望政府”觀點的評論,唐鈞在媒體撰文說,養老保障是公民的權利,也是政府的責任。
“未富先老”的中國,將由誰養老,如何養老?
“我們本來就是主要靠自己養老”
被包括唐鈞在內的眾人高度關注的“中國養老問題不能全指望政府”的說法,是龍永圖在9月12日北京CBD國際論壇上的一番話。龍永圖說,在養老問題上,西方的經驗證明,政府大包大攬是不可持續的。
“如果媒體報道準確的話,龍永圖的說法是不對的。”唐鈞說,老年人的生活不能全指望政府,但生活保障只能指望政府。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新聞中心聯合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人主要依靠自己養老。這項有3871人參加的調查顯示,養老金、積蓄、子女、商業保險、政府保障多種養老途徑中,認為自己可以部分依賴政府保障的僅占20.2%。政府遠沒有達到大包大攬的程度。
49.7%的人認為,“我們本來就是主要靠自己養老。”
唐鈞認為,在養老保險的問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指望政府”、“靠政府買社會保險”這類問題。人們在勞動年齡階段,把工資的一部分交給政府,退休時再從政府那里把錢領回來養老。企業給職工繳納的養老保險費,本來就是工資的一部分。無論是舊體制,還是新體制,其實都一樣。計劃經濟時期講“必要扣除”,國家把應該繳納的養老保險費早就在“暗中”扣掉了,最后沒有存下錢來,是怨不得老百姓的。
最負面的影響還是集中在農村
主要靠自己和家庭養老,個人壓力無疑是巨大的——尤其在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近30年的今天,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開始承擔養老義務,需要贍養4個甚至更多老人的家庭越來越多。
本次調查顯示,59.7%的人感覺自己贍養老人的經濟壓力大,87.8%的人擔心自己老了之后的生活問題。
和以城市中等收入者為主的本次調查參與者比起來,農村居民的養老問題更值得關注。
“人口老齡化最負面的影響還是集中在農村。”唐鈞說,盡管城市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老齡化的影響還是相對有限,因為永遠有農村的勞動力補充。“但農村的老年人怎么辦?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大部分都不愿意回農村,十幾年之后,農村的老齡化將會非常嚴重”。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農村的老齡化程度為7.13%,而城市為6.69%。“這種發展趨勢還會繼續下去,5~10年之間,受人口流動的影響,農村的老齡化程度將可能達到30%~40%。但是對此至今沒有研究專門的應對策略。”唐鈞說。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農村社會保險司副司長劉從龍提供的數據顯示,去年全國貧困老年人1000多萬,其中農村就有800多萬,40%的農村老年人生活水平低于當地生活水平的一半以上。
而社會保障的陽光,還遠遠沒有來得及普照到這些幾乎沒有什么收入來源的農村老年人身上,他們的養老壓力不言而喻。
到去年年底,我國共有1905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事業試點,有5373萬農民參保,參保率在12%左右,已經有355萬農民開始領取養老金,但養老金偏低,每人每年能領到養老金僅有 1000元。
“養老院的利潤像刀片一樣薄”
從社會發展看,家庭養老越來越難以滿足需要,社會養老機構勢必成為趨勢。
此次調查顯示,10.4%的人希望自己老了之后住進養老院,74.0%的人希望跟老伴住在家里。這意味著,至少在城市,84.4%的人老了之后需要包括養老院之內的多種社會養老服務跟進,這個市場相當大。
那么實際的養老服務情況如何?
“現在很多調查都表明,老年人愿意在福利機構度過晚年的比例為10%~20%,也就是有1400萬~2800萬老人有這樣的意愿,福利機構能夠提供的床位卻不到150萬張。”唐鈞說,“可是,空床率卻又達到了24.4%”。
一方面缺口很大,一方面又沒有充分利用,唐鈞分析,這說明在利用福利機構方面,老年人的“需求”與“有效需求”之間的差距非常之大,這背后的原因就是老年人的低收入與市場化的服務價格之間的矛盾。
中國社會工作者協會秘書長、老年福利服務工作委員會主任劉蘊華介紹,我國老年公寓、敬老院以及社會福利院的建設,嚴重滯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巴西等發展中國家。
“為什么養老機構這么少?”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說,經濟和文化是根本原因。稍微好一點的養老院,每月要交兩三千元,一般人很難承受。與此同時,中國文化是養兒防老,認為子女把父母送到養老院是不孝。
徐宗威提到,有開發商在上海嘉定建設了十幾棟老年公寓,有1000多個床位,“經營理念不錯,設計也還行”,可是最后只有30多人入住,不得不“以收攤告終”。
劉蘊華告訴記者,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公辦的養老機構出現了排隊的態勢,有些養老院甚至不走后門就進不去。
但與此相反,很多民營的養老機構卻生存艱難。北京市昌平區愛地老人頤養中心院長谷全文就曾告訴記者,如果能夠收支平衡,他就很高興了。
“缺少護工,在養老院不能定點醫保,缺少子女精神上的關懷,這些都是目前養老機構普遍存在的問題。”劉蘊華說,“養老院的利潤像刀片一樣薄。”
政府得兜底,老人得有錢
“全指望政府肯定不對,關鍵是誰應該指望政府?”一位參與調查者說。
此前有評論稱,“不能全指望政府”不應成為政府推卸責任的借口。“會不會與教育、醫療等一樣,政府減少投入或者在目前低水平上停滯不前,把全社會的養老擔子一股腦地甩給老百姓?”
此次調查顯示,73.8%的人認為,政府應該更重視為低收入者提供養老保障。
在唐鈞看來,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不思進取,被動應付會使社會付出巨大代價。
“可以將社會保障制度分為基礎部分和補充部分。”唐鈞說,基礎部分要降低門檻,用國家財政兜底,在人們遇到相應的風險時確保其基本生活水平。補充保險部分則以綜合性個人賬戶的方式運營,在資金積累到一定程度后,以按揭方式貸出,用于購買住房、職業培訓、子女教育乃至特殊情況下的醫療費用,然后,按銀行的現行貸款利息分期還款。
唐鈞覺得,這樣一來社會保險基金不再是一筆要等待幾十年后才能使用的“死錢”,而是一筆可以指望在需要的時候貸出來以解燃眉之急的“活錢”。
對于現在已經進入或即將進入老年階段的人口,唐鈞認為他們已經沒有時間為自己的養老作儲備積累,建議考慮對7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實行普遍發放的老年津貼。
“當老人手中有了可自由支配的錢時,他就會去購買相應的服務。”唐鈞說,這種做法,比指望政府“派人”提供服務肯定要好,因為作為消費者,老人有選擇權。同時,這也可以解決一部分農村的中年人和“年輕老人”的就業問題。按現在的情況,每20個老人配備一個服務人員的話,馬上就可以有200萬個左右的潛在的工作崗位。(李松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