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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并不是一味地奉獻愛心，而更應該用智慧，更有效地去做”

　　“如果你為慈善捐了100塊錢，其中有10塊錢被拿去交稅了，你心里會不會不爽？”網民阿俊問記者。他在北京市太陽村兒童教育咨詢中心做義工，該機構自籌資金，替罪犯代養代教未成年子女。遺憾的是，這些孩子雖形同孤兒，但因為不是真正的孤兒，最終沒有找到慈善機構掛靠，只能夠作為企業在順義區工商局注冊，這就意味著連捐款都必須按照營業收入納稅。阿俊告訴記者，這令本來就艱難的助養事業舉步維艱。

　　“大環境不具備，限制了民間慈善的發展。”《慈善家》雜志主編金子告訴記者，近年來，中國的民間慈善組織風起云涌，數量估計達上百萬，但實際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只有28萬。與英美等國慈善組織實行登記制度不同，我國的慈善組織成立的程序要復雜得多。一方面是民政部門在管，另一方面還要有主管單位“掛靠”。而最致命的阻礙則是資金募集的困難。金子介紹，目前我國對慈善募集有規定，比如需成立一個基金，起點是100萬元。“但是首先這第一筆100萬又從哪里去籌集呢？”金子告訴記者，因為不允許隨便募集資金，很多民間慈善組織只能夠在小范圍內循環，往往是以個人捐贈為主，先榨干了自己，再榨干了親屬和所有的朋友，實在沒有人榨了，手才伸向社會。導致一些民間慈善組織今年存在，明年就很難說了。

　　“很難，非常難，包括民間慈善組織的建立，門檻太高，公開募捐完全存在被定為非法集資的可能”，民間慈善組織“朵朵向善”的聯絡人丹曾多吉告訴記者，他正在研究有關民間慈善發展的課題，他告訴記者，美國到2005年民間慈善組織超過160萬家，而香港募集善款則幾乎沒有資金的門檻。

　　資金的困境造成了民間慈善人的窘迫境遇，包括缺乏基本的生存保障。“在中國來說，義工這一塊沒有一個完整的制度和體系保障。”中國首位“慈善個體戶”楊海的助手余昌盛承認，楊海的悲劇對他有所觸動。從來沒有社會保險的他，后來自己為自己購買了一份商業保險。 在國外,志愿者經歷會被看作是選拔人才的一個很重要的衡量標準。而國內的不少民間慈善者則會因為去做志愿者而失去原來的崗位，或者在求職中處于劣勢。北京大學教授，志愿者服務研究專家丁元竹表示，我國目前有很多志愿者的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例，其中一個原因是志愿者組織本身很弱小,沒有能力保障志愿者的權利。

　　相比境外的能夠自主發展，獲得強大公信力和資金支持的志愿組織，這種差異猶如兩重天。記者訪問了無國界醫生中國事務聯絡經理黃潔心，該機構作為全球最大的獨立人道醫療救援組織，資金主要由私人捐助。黃潔心告訴記者，該組織對其成員有完善的保障措施，包括每月可得到約人民幣6000元的補助，全面的醫療保險及休假。完成任務的志愿人員，則有“同輩支持網絡”，讓同樣擁有救援經驗的同事，支持剛回國的志愿人員融入回社會，還有心理學家和精神病醫生，為有需要的志愿人員提供專業的咨詢和治療。針對無國界醫生在中國大陸得不到社會理解，黃潔心解釋，除了宣傳不足和家庭觀念差異，還因大部分人成年后要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亦要考慮年老時的生活保障，歐美等福利國家的志愿人員，相對心理與實際負擔較少。

　　“任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背后都有一套價值體系在支持，只有當經濟、政治、文化同時得到發展,真正的公民社會形成以后，社會組織才會逐漸發達起來。”丁元竹認為，只有到那時，包括志愿者組織在內的民間慈善才能夠得到良好的發展，而這樣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然而，即使如此，中國的民間慈善組織還是在自生自滅中頑強發展。令記者驚訝的是，即使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捐款，不論在北京通州關愛中心，還是在貴州大洞的“第九世界”，都有漂亮明晰的財務報表及捐贈用途。“不能夠說你做的是好事，就不向公眾透明，因為公眾是有問責權的。”徐慎檀告訴記者，“我覺得就像世界上的財務制度，假設人們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盜賊；社會對志愿者也是如此，他們既不是圣人——可以為了別人犧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是盜賊——要利用別人的善良而得到不義之財。”

　　中國的民間慈善者們也已開始在摸索中理直氣壯地探討“慈善利己”的出路。“朵朵向善”成員卉欣表示，“慈善并不是一味地奉獻愛心，而更應該用智慧，更有效地去做。”她希望有一天，公民只要為慈善捐款，就可以適當減免稅費，這樣既做了慈善，也使個人得利。另一位成員“綠袖子”則希望在目前政策條件下，可考慮給予專職志愿者合適的補貼，金額并不奢侈，但能夠保證人們養家糊口。丹曾多吉則建議，可根據人們做義工的時間提供福利優惠，建立類似獻血者用血優先的制度。(羅雪揮 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