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軍事科學院作戰理論和條令研究部信息化作戰研究室主任、戰役學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導師葉征牽頭完成的《信息化作戰概論》一書,獲得首屆全國信息化研究成果三等獎,填補了我軍作戰理論空白,引起了軍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
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葉征主任。
記者:葉主任,在您的著作中,您把戰爭劃分為冷兵器、熱兵器和熵兵器三個時期,那么,信息化屬于哪一個戰爭時期呢?它最初的苗頭是在哪個戰爭時期出現的?其標志是什么?
葉征:這個問題一語中的,抓住了核心。因為對戰爭形態的演變歷程和戰爭該如何劃代,學術界至今仍爭論不休,至少有10余種不同的說法,對信息化戰爭屬于什么戰爭年代更是眾說紛紜,多數人認為信息化戰爭本身就是一代新的戰爭。
但我認為,盡管人類戰爭看起來紛繁龐雜,但實際上只經歷了冷、熱兵器兩代戰爭,而信息化戰爭形態仍處于“熱兵器”戰爭這個大的戰爭時代里。實際上正是這個認識,支撐了《信息化作戰概論》全書,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至于下一步,可以預測人類戰爭可能向第三代戰爭——“熵兵器”戰爭和第六種階段性戰爭形態“后信息化”戰爭演進。是不是這樣,就讓歷史來證明吧。
信息化戰爭萌芽于20世紀中葉以后,并在海灣戰爭后加速發展。力量一體化、結構網絡化、打擊精確化是信息化戰爭區別于機械化戰爭的標志性特征,也是信息化戰爭的發展方向。
記者:在傳統軍事理論里,戰斗力的要素被歸結為人和武器兩個方面,即“二元論”。而您的著作中,在戰斗力要素中增加了信息這一要素,提出了戰斗力要素的“三元論”,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其理由是什么?
葉征:這個問題很敏感,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人與武器是戰斗力構成兩大要素的傳統觀念。其實我并不反對“二元論”這一傳統觀念,提出戰斗力由人、武器、信息三元構成也不是質疑“二元論”,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補充“二元論”。在以往的戰爭行為中,人與武器結合等于戰斗力的結論完全符合邏輯,也符合實際。士兵拿起槍配上炮就能戰斗,開飛機、駕坦克的孤膽英雄也不勝枚舉。
而在信息時代,人僅與武器結合,可能就不一定能生成戰斗力了。例如,給你一架飛機你可能不知道飛向哪里,給你一枚戰斧導彈,你可能根本沒有辦法打向敵人。這里面關鍵是缺了一個條件,就是相應的“信息”。
正是觀察了這個情況變化后,人們看到,在信息化條件下作戰,如果沒有信息的支持,武器和人將難以形成并發揮作戰效能。因此,信息亦成為戰斗力要素的最新一元。
在信息、武器加上人等于戰斗力“三元論”定式中,一方面,人仍然是關鍵性因素,信息化武器裝備和對信息的作用,仍是人的能力的延伸和體現,決定戰爭勝負的仍是掌握了科技知識和戰斗規律的人。同時,武器裝備的重要地位也依然保持,仍將是形成戰斗力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信息全面介入到了人和武器之間,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在戰斗力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和武器與信息間的相互依存度提高,戰斗力的發揮不僅將依賴于人和武器的密切結合,更依賴于人、武器和信息的交融程度。離開信息及信息技術的支持,人和武器結合得再完美,也將是殘缺的組合,甚至生成不了戰斗力。
這個變化意義極大,并直接導致了戰斗力生成機理的改變。提出戰斗力生成“三元論”,如果算是突破,那是時代的突破,不是人為的突破。
記者:傳統的軍事研究歷來認為,在戰斗力要素排位中,人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而您在著作中,對戰斗力要素進行了重新排位,把信息排在了第一位,這是否會弱化人的作用?
葉征:我認為,強調人的作用不等于不能正視人在不同時代所發揮作用的變化,講人的因素第一也不等于任何時候人都要排到第一位。在這個文明的世界里,人永遠是起主宰作用的。沒有人,所有的信息或是武器都沒有存在的意義,這難道不足以說明人的地位作用的不可動搖嗎?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在強調人的因素第一的同時,也要看到不同時代不同要素對戰爭影響的不同變化,從而因勢利導,順應潮流,按規律辦事。這樣不僅不會弱化人的作用,而且會有利于把人的因素發揮得更好。
記者:葉主任,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在著作中提到的“新概念戰”?
葉征:我想你會提這個問題的,因為新概念戰的提法的確有些新鮮。現在,大家對新概念武器已經比較熟悉,但對新概念戰的提法可能還比較陌生。這里所說的新概念戰,是指與傳統作戰行動殺傷機理和殺傷效果以及在作戰樣式、手段、方法等方面都大不相同的所有“另類”作戰行動的總和。也就是說,新概念戰是與傳統作戰行動相對而言的,是由于非傳統新概念武器的研制和使用而直接催生的作戰行動。它既活躍于“熱兵器”戰爭發展到信息化戰爭的高級階段之中,又將導致未來“熵兵器”戰爭初級階段新戰爭形態的誕生。
記者:信息化作戰離不開信息化武器,您在您的著作中提出信息化作戰武器裝備的發展有內部嵌入式、綜合集成式、一步到位式、虛擬實踐式和借鑒引進式5種,我想請您簡要介紹一下世界上目前信息化作戰建設得比較先進的軍隊一般主要采用的是什么方式?
葉征:這里提出信息化作戰武器裝備發展的5種模式,主要是考慮到了戰爭形態發展的創新性和繼承性的需要,同時也考慮到了各國發展的不均衡性。這5種模式也適應于外軍。但由于先進國家軍隊的國力強一些,并且處于領頭羊的位置,因此借鑒引進可能不多,而更多地運用了內部嵌入、綜合集成、一步到位等方式,并且更為注重用虛擬實踐的方式來提高武器裝備的信息化程度。
記者:您認為中國軍隊在信息化建設中應該主要采用什么方式?
葉征:受綜合國力和觀念更新速度的局限,中國軍隊在發展信息化武器裝備方面落后于世界先進國家軍隊一些,但近幾年發展速度在逐步加快。因為我們有后發優勢,可以有選擇地跨越式發展。同時,我國的綜合國力也在快速提升過程中。武器裝備發展的5種模式我們應該有機結合起來,有重點、有計劃地發展。能一步到位的就不該繞圈子,一步到不了位的,就在內部嵌入、綜合集成等方面下工夫。同時應加強借鑒引進,不搞閉門造車,并加大虛擬實踐的力度,以加快我軍信息化武器裝備的發展步伐。
記者:人們普遍認為應該在“打仗中學習打仗”,而您在著作中提到,信息化作戰也應該像搞科研一樣建立實驗室。在實驗室中研究出來的作戰方式能指導真正的戰爭嗎?
葉征:信息化戰爭屬于技術密集型戰爭,組織結構和作戰行動都極其復雜,因此世界各國軍隊都格外強調最大限度地利用模擬技術、虛擬仿真技術和戰前的作戰實驗,對作戰新思想、作戰計劃、作戰行動和作戰能力等的科學合理性進行模擬檢驗和輔助決策。
可以說,是信息化戰爭開創了在實驗室設計戰爭,在試驗場驗證戰爭,最后在戰場上打贏戰爭的作戰準備與實施新模式。例如,近幾場局部戰爭中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有“被設計”的痕跡。
20世紀90年代,美軍通過對海灣戰爭的反思,制定并推行了新軍事變革的戰略計劃,確定了“提出理論——作戰實驗——實兵演練”的軍隊發展模式。即建立作戰實驗室,從實驗入手,先通過試驗,演示新概念,論證新思想與作戰理論,驗證新技術與程序,研究兵力在聯合作戰中的作用及運用原則,分析論證武器裝備作戰效能,提出信息化作戰對裝備的需求、發展方向和主要作戰性能指標等,再用這些實驗結論指導軍隊建設。
美軍的這一做法,開了信息化條件下建設和運用作戰實驗室之先河,對推進信息化作戰與實踐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軍在這方面也在奮起直追,相信不遠的將來會有佳音不斷傳來。(李雪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