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近年各地曝光了一批冤錯案，最高院是否感覺到壓力？

　　倪：當然有壓力。我們對于冤錯案件感到非常痛心，最高院曾就此專門召開研討會，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這種情況。

　　一個冤錯案件的形成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它是一個鏈條，從偵查、起訴到判決，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就可能導致整個鏈條斷裂，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出現偏差。所以，公檢法司幾家在今年3月聯合出臺了一個《關于進一步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的意見》，共同防止冤錯案件。我們下決心收回死刑復核權，也是希望確保不再出任何問題。最高院對冤錯案的態度非常明確，一旦發現，堅決糾正。

　　新京報：最高院已收回死刑復核權，死刑二審也全部開庭，目前進展如何？

　　倪：我們去年一年都在為此做準備，進展非常順利。整個復核工作嚴謹規范有序，一切都按照設計進行。兩會時我們公布了五個案件，今后還會分階段公布。

　　新京報：死刑復核的程序是怎樣的？開庭審理還是書面審理？

　　倪：死刑復核是一種特別程序，和一二審的程序完全不同。目前的死刑復核依法由三名法官組成合議庭，采取書面審查和訊問被告人相結合的方式辦理，必要時也要到案發現場調查。最高院已經統一了死刑案件的證據標準，明確了一些多發犯罪類型的死刑適用標準。其他制度也在完善。

　　新京報：去年年底，各地法院在最高院收回復核權之前執行了一批死刑案，有聲音認為這是“趕時間”。

　　倪：不能這樣理解。這只是各高級法院正常的程序。只是死刑復核權被收回了，大家格外關注。

　　新京報：賴昌星引渡后不會被判死刑，這是否會成為引渡外逃疑犯、特別是貪官的慣例？

　　倪：不會。要根據具體案情，一案一議。

　　新京報：很多人認為這樣違背司法公正的精神，似乎逃得越遠越安全。

　　倪：所以才要引渡。司法公正的含義首先要確保對罪犯實施刑事司法處罰。有些情況下，能夠進行刑事追究比判處死刑更重要。你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是拿到刑事處罰權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法律就會空置，但是承諾了，就必須遵守，這是一個國家的誠信問題。各國在引渡時都這么操作，會有一些讓步。

　　新京報：沒有審理就做出判決的上限，是否違背了司法程序？

　　倪：按照我們國家規定的引渡工作程序，量刑承諾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由有關部門代表國家對外承諾。所以引渡中的承諾，不存在超越法律程序的問題。

　　新京報：去年深圳中院的腐敗窩案社會反響很大，最近又有報道說天津高院三名法官涉嫌受賄，最高院怎么看待法官的腐敗問題？

　　倪：最高院對法官的腐敗問題態度一直非常明確，發現了就堅決查處，沒有任何回旋余地。雖然這是極少數人的問題，但影響卻很壞。

　　新京報：法官腐敗的原因之一，是否是一些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

　　倪：對于如何規范自由裁量權，最高院一直強調并加強各類監督。此外，司法信息公開，增強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也是遏制腐敗的重要措施。

　　-同題發言

　　“無可奉告的問題不存在”

　　倪壽明稱最高院希望過渡到例行新聞發布制

　　新京報：你有沒有對記者說過無可奉告？

　　倪：沒有。不會存在無可奉告的問題，即使有些事情暫時不適合披露，我也可以解釋，任何問題都可以溝通。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發言人與記者的關系？

　　倪：發言人和記者是處于公眾和信息發布機關之間的一個橋梁，雙方沒有任何對立的關系。發言人經過授權把法院的重要信息、立場和觀點，通過記者向社會公布，也希望通過記者了解公眾需要知道什么。

　　新京報：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要求，你如何評價本部門的新聞發布情況？

　　倪：坦率地說，新聞發布工作對法院來講是一個新的工作。我們建立發言人制度也不到一年，工作可能做得還不是很好，這有一個過程。我們也希望能逐步過渡到例行的新聞發布制，也希望媒體和社會能給我們一些時間。

　　新京報：根據條例，行政機關應當及時準確地公開信息。你作為最高院的發言人如何理解“及時”“準確”？

　　倪：發布信息應當更直接、更迅速、更準確、更權威吧。只要沒有特別的障礙，凡是法院發生的正在審理的案件，出臺的司法政策，公眾需要了解，我們都希望第一時間公布。

　　新京報：和國外比，中國的新聞發布制度有什么優勢，有哪些不足？

　　倪：單就涉及法院的報道來說，我們國家算是很寬和開放的。西方一些國家，對法院新聞報道的限制是很多的，即使是公開審判，法官也可以要求對一些案件做限制性報道。我們以后也會更多采用統一錄音錄像方式，避免對法庭的審判秩序和當事人權利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新京報：你給自己新聞發言人的表現打多少分？

　　倪：我做新聞發言人時間很短，有一個不斷學習不斷提高的過程。我自己做過多年的法官，又做了十幾年的記者，這些經歷便于我和記者溝通。這個工作很辛苦，風險又很大，目前來看我算是及格的吧。(李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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