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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稱利益格局形成致收入分配改革進程緩慢

        2010年11月01日 10:32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參與互動(0)  【字體:↑大 ↓小

          不出社會所盼,十七屆五中全會透露出的新的五年愿景和承諾中,收入分配改革占有重要比例。與此前提法相較,還加重了語氣。

          在剛剛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的建議稿中提出,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在十七大報告中,對兩個比重的用詞是“逐步提高”。

          本次全會還宣示,“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是今后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據新華網等輿論管道反映,對此,“網民普遍表示支持并深受鼓舞”。

          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鴻溝如何填平、短期能否破局,卻面臨較大分歧。

          就在全會召開之前不久,本刊曾報道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的判斷:收入差距由拉大到縮小的轉折點已經到來。引得眾說紛紜,不少網民擔心被“忽悠”。

          今年年中,曾有人提出借鑒日本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是其代表人物。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則對此表示質疑。楊宜勇的說法頗有“降溫”的味道:“不能一味地追求快。”

          但“務實”的楊宜勇也認為,改變收入失衡格局的時機已不容錯過,他認為,應把收入分配調控作為“十二五”的一個約束性指標,這樣,“軟改革就會硬起來。”

          與公眾、專家表現出的關切相應,今年8月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全國人大財經委也通過專題調研報告建議,盡快制定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此調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十二五”規劃進行的專題調研之一。

          抓住收入差距逆轉拐點

          今年7月,曾有媒體組織公眾與專家會診一個纏繞國人多年的問題:“中國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嗎”?

          國際上一般認為,在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叢生等現象。

          2009年,中國人均GDP已超過3600美元。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的研究,衡量貧富分化的基尼系數,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后繼續向0.5的紅線靠攏。

          他的研究顯示,近十多年來,收入分配向政府、企業(或雇主)傾斜,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已由原來的55%以上降低到40%左右,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滯后于GDP與財政的增長速度;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地區之間的差距在2倍以上。

          收入分配問題顯性化非一日之寒,決策層和有關部門亦早已對此進行籌劃。如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專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

          另據報道,從2004年開始,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起草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已6次易稿,但至今未能出臺。

          鄭功成日前發出警示:“收入分配問題源于民生與經濟層面,事實上卻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糾結在一起,成為現階段影響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重大因素。因此,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作為該領域的資深專家,楊宜勇近年也多次呼吁,“收入分配問題,早一些時間解決可能沒有實力,太晚時間解決可能錯失很多機會,導致問題積重難返,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正是時候。”

          學界多認為,我國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是城鄉收入差距大,李揚計算其對基尼系數有40%的貢獻度,楊宜勇則認為60%與此有關,其他的因素是壟斷、不公平、腐敗等。

          李揚表示,城鎮化率達到45%時,就是收入差距逆轉的拐點。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46.6%。

          按李揚的說法,城鎮化率到達這一程度后,城市地區的工業化已初步完成,各項商務成本趨向提高,資本和勞動力不再單向集中,而是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此外,第三產業的崛起也使得城市優勢消失,有時農村條件在發展三產方面更加優厚,這會導致配置在鄉村的資金收益率比城市更高。

          但逆轉過程不會自動展開。李揚認為,創造條件加速這一進程便是政府的重要任務,比如如何確保農民能夠分享土地帶來的收益,“顯然,這需要一個全國性的制度安排。”

          收入增長須明確指標

          今年6月,人社部專家蘇海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可以借鑒在日本成功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列入“十二五”規劃或政府工作計劃,“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不妨提出這樣的目標。”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王小廣撰文回應認為,居民收入倍增意味著需要比GDP增長快近一倍,要做到這一點理論上有兩個辦法:一是向居民多發貨幣,但是這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穩定,并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國家執行過此類政策;二是通過經濟存量的調整來實現,比如將國有資產分配給居民,但是這樣做的阻力非常大,執行難度也很大。

          在他看來,“中國連物業稅的征收都做不到,在當今社會從富人或富裕地區拿錢補貼窮人比虎口拔牙還難。”

          鄭功成也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多年難見實質行動,首要原因便是利益格局已經形成,既得利益者或特殊利益集團不可能自動放棄在財富分配格局中的優勢地位。

          就在學界爭議、決策層未予表態之時,日前已有地方先行提出“收入倍增計劃”。

          今年8月,吉林省宣布實施“富民工程”,提出到2015年,實現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工資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都翻一番以上。

          上海浦東新區也計劃從今年起實施“農民收入倍增計劃”,目標是到“十二五”期末,浦東的農民收入能夠比2009年翻一番。為此,浦東新區分別針對農民的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提出了具體目標。

          此外,今年富士康公司在“N連跳”后大幅提高一線工人工資,也讓特定人群短期內收入倍增不再是夢想。

          全國性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尚未得到廣泛共識,但在未來尤其是“十二五”期間,像對節能減排一樣,確定一些收入分配領域的量化指標,則在相當程度上被認可。

          楊宜勇說:“基尼系數不能再擴大了,在2015年要達到什么標準,2020年要達到什么標準,必須得有一個說法,必須要鎖定一個目標,然后不遺余力地實現。”

          鄭功成也公開表示:“特別希望‘十二五’期間能夠明確相關的指標,比如基尼系數降到0.45以下,到2020年‘十三五’時期降到0.4的國際警戒線以下,必須要有這樣的目標才能算賬。”

          他認為,目前的分配格局是30年來形成的,用10年來恢復到相對合理、公平的格局,即可給予高度評價,“大家應該讓國家能夠理性地、穩妥地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細化“民富”路線圖

          五中全會前后,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的一個分析得到熱捧:“十二五”規劃與此前的規劃有著本質差別,過去規劃較多追求“國強”,而“十二五”規劃則在追求“民富”。

          而與理論問題相比,老百姓更為關注執政者在未來五年將采取哪些具體措施,以達到“民富”效果。近年來,隨著收入分配鴻溝的日趨拉大,政府讓稅、大幅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等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已被理論和實踐界反復討論得不亦樂乎。與此同時,在一些地方“富民”已悄然進入了實操階段。

          比如為實現其提出的“富民工程”,吉林省已制定出指標性較強、較為細化的地方政府“富民”路線圖。這一路線圖包括了13個部分、53條具體措施。其中核心做法有四。

          其一,發展產業、推動創業、擴大就業,把創業作為富民的重要途徑,通過創業發展產業,促進就業,增加居民財富。到2015年,全省三次產業結構要調整到10:50:40,新增個體工商戶120萬戶,新增中小企業5萬戶,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省從業人員的45%,并為此出臺一系列財稅和信貸支持政策。

          為破除創業中的政策障礙,吉林提出開放知識產權收益,職務性技術成果在本省轉化或入股的,其知識產權由主要發明人或研發團隊擁有。科技人員以知識產權入股的,作價金額可達公司注冊資本的70%。

          其二,促進工資性收入、農民純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較快增長,把提高工資水平作為調節分配關系的著力點和增加居民收入的主渠道。特別提出,要確保社會工資增長速度高于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速,高于全國平均工資增速。

          為強化政府在提高收入方面的責任,吉林建立了最低工資標準與職工平均工資掛鉤、兩年一調整、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將職工工資增長作為各級政府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

          為鼓勵企業提高工資,吉林還提出企業年工資增幅超過20%的,超過部分免征應交社保費單位繳費等方式。

          其三,改善居民居住條件,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加快安居工程、加大廉租房和公共租賃住房扶持力度,到2015年基本滿足城鄉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需求。

          其四,強化城鎮化和公共財政對富民的促進作用。到2015年,全省城鎮化率要達到60%;將新增財力的70%用于民生,引導和撬動各類社會資源投向“富民工程”。

          此外結合本地特點,吉林的富民政策明顯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如在3年內實現全省城鎮居民5項社保全覆蓋,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居民醫保待遇,解決23萬集體企業職工、16.9萬五七家屬等特定群體養老保險問題,將51萬“關停并轉”國企退休人員全部納入醫保等。

          “由政府自己改自己,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兒,恐怕是最難的,”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說,“這涉及深層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問題。”而以吉林、上海等地為代表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令公眾看到了在“強國”到“民富”的轉型問題上,執政黨不僅有意愿,而且正在將其付諸行動。

          據本刊最新獲悉,高層針對當前“社會收入分配問題突出”,已明確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根據形勢發展和條件允許,積極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不斷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有效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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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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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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