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中的三峽
歷史的洪水平靜地淌過三峽大壩,萬眾矚目之后,三峽的調度配套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
本報記者/劉子倩(發自宜昌、荊州、武漢)
趙云發的電話最近熱得燙手。全世界投向三峽的目光,剎那間都投射在他身上。他是三峽水利樞紐梯級調度通信中心的副總工程師,關于三峽調度的權威發言人。
同樣的問題,他要在不同場合解釋若干遍。比如,在三峽大壩的防洪標準問題上,他每天都要給面前或者電話里的記者們不斷“掃盲”。
這一切均緣于他身后的三峽大壩。7月19日,三峽建成以來最大的一次洪峰抵達宜昌。這座大壩的防洪能力被洪水推到了時代的高處。從上游翻騰而下的滾滾洪水,如何被三峽大壩高高托起,輕輕放下,成為萬眾視線的焦點。
而在此之前,人們對于大壩的防洪能力已經有過廣泛的關注。
有人摘出了從2003年至2010年的四條新聞,標題分別為:三峽大壩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三峽大壩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三峽大壩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上。
“萬千百”——這就是趙云發不停地重復回答的問題。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過程中,他多次被電話打斷,趙捂住手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那我就在電話里一起解釋了。”
按照三峽工程的設計防洪標準是:千年設防,萬年校核。能抵御1998年那樣的百年一遇洪水,當洪水到來時能夠攔蓄住洪水,而不用啟用下游的分洪區分洪;大壩設計行洪能力是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到來時在下游荊江分洪區配合下確保武漢及下游平原不被淹;當萬年一遇罕見大洪水到來時,確保三峽不潰壩。
而此時洪水已過萬重山,在舉國上下的關注下,經過了荊州、經過了武漢。
“事實檢驗了三峽。”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面對媒體不由地舒了口氣。
高高托起,輕輕放下
按照三峽的建設要求,首先是有效控制長江上游洪水,起到防洪作用,其次才是在發電、航運等方面發揮效益。
然而,自2003年6月,三峽下閘蓄水至今,并未接受過洪水的考驗,直至今年7月11日,三峽大壩迎來入汛以來首次洪峰,最大流量達每秒38500立方米。
7月15日,大壩泄洪量加大到32000立方米/秒,長江防總常務副總指揮蔡其華對此解釋是,加大下泄流量是為了騰出庫容,以攔蓄未來幾日將形成的長江上游新一輪洪水。
7月19日,一場大雨如期而至。三峽水庫下泄流量由34000立方米/秒逐步加大至40000立方米/秒,之后按40000立方米/秒泄洪。
當晚6點25分,三峽泄洪首次突破40000立方米/秒,而此時,三峽入庫流量則首次超過了70000立方米/秒。
12小時后,洪峰順利通過荊州沙市,水位為42.06米。按照防洪要求,三峽大壩須確保荊江大堤安全,而此次沙市水位比警戒水位低了0.94米,對于荊江意義非凡。
趙云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三峽大壩每秒7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量級計算,只能算是15年一遇量級,三峽水庫水位為155米,已用去56.5億庫容,假設千年一遇洪水來襲時,按壩前水位171米計算,還有165億立方米庫容可用,而三峽的防洪總庫容為221億立方米。
針對公眾對三峽泄洪量過大的質疑,趙云發解釋說,三峽一年的平均流量大概是14100立方米/秒,而三峽發電所需的流量為25000立方米/秒,所以在泄洪量決策過程中會平衡上下游關系,考慮下游防汛情況,由長江防總具體計算出最科學的泄洪流量。“7萬的流量,經三峽之后變為4萬,另3萬被攔在庫區,所以說這不是單純的泄洪,而是攔蓄,否則7萬立方米全部下去,荊江大堤壓力就會增大。”趙云發說,此次三峽的調蓄作用顯而易見。
事實上,三峽集團希望通過此次調蓄的機會展示三峽的防洪能力。而對于按照抵御千年一遇洪水而設計的三峽來說,“從容應考”不足為奇。三峽集團一位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坦言,從沒有一家國企像三峽集團一樣,面臨如此緊張的輿論環境,從大旱到洪水,對于三峽的爭議從未停止。“我們特別感謝反對的聲音,使我們的決策更加謹慎,多方聽取不同意見。”
荊州不怕干戈動
萬里長江,險在荊江。而此次三峽攔蓄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處于148公里之外的荊江。
按照三峽防洪要求,通過三峽水庫調蓄,荊州大壩的防洪標準從10~2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當遇千年洪水,配合荊江分洪區等工程的運用,可防止荊江河段潰壩,減輕中下游對武漢市的洪水威脅。
荊江上起枝城,下至城陵磯,全長337公里,因流經古荊州而得名。早在大禹治水的時候,荊州的地位即已凸顯。1738年,荊州就成立了專門管理治水的同知衙門。荊江“九曲回腸”,洪災在當地是“家常便飯”,搶險保堤已是歷史傳統。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450年間,荊州江河堤防潰口186次,平均2到3年發生一次。其中,1931年,荊江大堤潰口22處,人畜淹斃無數;1935年,荊江再次大規模潰堤,死亡人數達三分之二,災民百余萬。
荊州長江河道管理局防洪科科長張根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荊州所在江漢平原屬于沖積平原,不少堤防建在古河床上,經過數百年來泥沙淤積,如今河面高度已超過市區。“市區高度為34米,當沙市達到警戒水位45米時,就形成了11米的水頭差。”
在荊江大堤的保護區內,有1500多萬人口,2000多萬畝耕地,如發生不測,還會危及武漢。然而,脆弱的地層決定了荊州并不能像開封一樣,不斷地加高堤壩以阻擋洪水,三峽工程很大程度上破解了這一難局。
荊州市水利局原局長易光曙曾經粗略地測算過,沙市每秒通過1萬立方米的洪水時,保守估計水位漲80厘米,若下游底水高,還可能漲到90厘米。若不是三峽攔蓄了3萬立方米,沙市水位將達45.4米左右,超過1998年的45.22米。“這次洪水,三峽功不可沒,1998年時若有三峽就不會損失那么大了。”已經74歲的易光曙說。
1998年,長江發生全流域性洪水,多位中共和國家領導人親臨荊州指導抗洪搶險工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的溫家寶坐鎮荊江大堤一線指揮。
易光曙多次向溫家寶匯報災情,并建議不到萬不得已不采取分洪的辦法,而部分專家則建議分洪,如果在沙市到郝穴段潰口,距武漢只有180公里,洪水不到15個小時就到武漢。
按照《長江洪水調度方案》的規定,沙市水位達到44.67米,并預報繼續上漲時,扒開荊江兩岸干堤行洪,同時做好荊江分洪區北閘的爆破準備;當沙市水位達到45米,并預報繼續上漲時,視洪水大小及荊江堤防工程安全狀況,在國家防總下達荊江分洪區人員轉移命令時,湖南省接守南線大堤。
在長江干支流防汛表中,唯荊江大堤的保證水位處寫著“確保”二字。“換句話說,就是犧牲一切也要保荊江大堤。”張根喜說。
易光曙回憶,溫家寶當時采納了各方意見,“最終下令要嚴防死守。”
1998年8月15日晚上,幾十萬人守在大堤上,以防不測。8月16日,第六次洪峰將通過荊州,溫家寶一夜未眠。16日凌晨3點多,他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易光曙,說首長凌晨要去巡堤。而天亮時候,溫家寶一行便到了距沙市50公里的郝穴。在長江,災害最嚴重的是中游,中游最嚴重的是荊江,荊江最嚴重的即沙市至郝穴段。著名水利專家林一山在上個世紀50年代曾表示,若此段白天出現潰口,將造成50萬人死亡,若是晚上則可達百萬。“50年代人口比1998年少得多,1998年如果出事,絕對不止這個數字。”易光曙說道。
盡管最終洪峰安全通過荊州,但1998年洪水的代價也是巨大的。荊州市2000多公里堤防,超歷史最高水位的江堤達到1864公里,出現1770處險情,其中重大險情913處,直接受災145.73萬人。
與此同時,解放軍、干部、群眾近50萬人上堤搶險。時間最長達90天,最短的也有70天。荊州市規定,一旦超保證水位,每公里堤段配備50到80個人晝夜巡防,每人每天的成本在一百元左右。“當時幾乎青壯年勞力都上了堤,工農業生產受到很大影響。”張根喜回憶說,大堤就像是一個設計時速為150公里日轎車,卻超負荷跑出200公里的致命速度。
數據顯示,1998年最大的第六次洪峰在宜昌的流量為63600立方米/秒,未經任何攔蓄流至沙市時減為53700立方米/秒,致使荊州出現潰堤的危險。人們以此推測,若此次的7000萬流量不經三峽攔蓄其后果可能不堪設想。
據張根喜介紹,今年汛期荊州設防1468公里,僅4處出現問題,并無重大險情,與1998年巨大的投入形成鮮明對比。三峽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副院長董曉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三峽在此次泄洪中對于荊江的保護作用極為明顯,“三峽閘門稍稍動一下,就讓下游避免了至少上百億的損失”。
不過事實上,自1998年后的10多年間,國家投入50多億加固荊州堤防,上千公里的大堤普遍加高了1.5米至2米,加厚了3到5米,完成土石方1.8億立方米,若壘成一米高,一米寬的圍墻可繞地球4圈半。
此次洪峰能順利通過荊州,水文等部門提供的精確數據也起了關鍵作用。三峽集團總經理陳飛曾向媒體透露,三峽集團的測控系統已覆蓋三峽上游60%的流域面積,加上其他測控系統的支持,上游水情測控已達80%覆蓋率,可對未來3天的洪水實施精確預報。
趙云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三峽通過氣象預報,根據幾率計算可確定降雨量,為決策提供精確支持。
而在1998年,水文采集手段較為落后。長江委荊江水文水資源勘測局副局長許弟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年他一天三四次乘機動船到江心采集數據,通過電臺把汛情數據報給水情分中心,再一級級向上報,最快也要四五十分鐘。如今,水文站實現了118個中央報汛站從數據采集到報汛的自動化,采集的數據即可迅速交給長江委和三峽梯調中心。
理順調度機制
長江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是管理長江流域調度的“大腦”,湖北省省長李鴻忠任總指揮。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原局長翁立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萊茵河保護委員會的秘書長一直由荷蘭人擔任,因為“荷蘭在最下游,上面搞不好,他最倒霉,他也就最積極主動。而若荊州出問題,受沖擊最大的還是湖北”。
長江干流流經荊州483公里,占湖北省的45.5%,占整個長江中下游17.4%。荊州現有長江干堤868公里,占全省55.7%,占整個長江中下游24.3%。正因如此,長江防總的總指揮由湖北省省長擔任再合適不過,而李的前任正是現在的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
但在翁立達看來,誰當總指揮并非根本問題,而是要在調度上形成機制。比如像漢江、嘉陵江跨多個省區,均設有專門防汛機構,由長江防總統一調度協調。但這種調度涉及到發電效益的問題,對于已經建成的水庫,按照防洪法執行,但對于以發電為主的水電站或許會出現調度問題。“水就是電,電就是錢,錢就是企業的利潤。來了洪峰,你讓他放,結果后面不下雨了,他怎么辦?”
除此之外,上下游的調度配套制度也是重要組成部分。三峽上游的向家壩、溪洛渡、白河灘、烏東德等水電站正在與三峽形成配套調度,其防洪效果更加顯著,對于像今年重慶的狀況也會有改變。
假若調度機制上無法理順,也會造成麻煩。翁立達舉例說,2008年三峽蓄水到172米時,上游開縣正在建一座生態調節壩,只差數月即將完工,但水庫蓄水淹沒了這個還未竣工的大壩,耽誤了工期。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當大壩泄洪時。“面對洪水,不同的區域有著不同的要求,這都是正常的。長江防汛體系不是一個三峽,而是由干流和支流水庫群,分蓄洪區等組成,長江江水有流域性和區域性。這就要求區域管理要服從流域管理,長江防總來統一平衡。”同時,長江上的五大巨頭,大唐、華能、華電、國電、三峽利益的統籌也是協調的重要內容。
如今,讓翁立達憂心的是,干流與支流上無序建壩對環境的影響頗大。“建壩可以,但要好好規劃,否則矛盾會越來越多。長江沒有蓄到過175米,今后蓄不滿水是正常情況,蓄滿了才不正常。”翁立達認為,這種集中式建壩是受前蘇聯水利模式影響,“充分利用每一米水頭”,“現在俄國老師都不這么干了,我們中國學生還在這么做。”
無論如何,三峽并非救命稻草。長江流域面積達180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陸地總面積的1/5。三峽大壩上游有100萬平方公里,下游80萬平方公里。所以,僅僅靠一個三峽工程肯定不可能承擔整個長江流域的抗洪。易光曙在1999年的一篇總結1998年洪水的文章中即指出,三峽工程對于荊江的防洪作用是巨大的,但又是有限的。“不能把荊江防洪安全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三峽工程,這是要誤事的。”
其實,三峽的防洪功能體現在對上游來水的控制,而對于下游流域性洪水只能起到間接的影響。盡管最近武漢吃緊,但翁立達認為,如果沒有三峽和丹江口水庫,武漢現在的局面會更糟糕。
在易光曙看來,三峽工程解開了兩湖百姓的精神枷鎖,千百年來,備受洪水折磨的荊州百姓不再有“荊州不怕干戈動,只怕南柯一夢終”的擔憂。
翁立達說,盡管自己從1979年做三峽環境測評時,就認為建壩利大于弊,然而,近幾年長江水生生物的現狀令他憂心忡忡。因水勢變化,一些珍稀魚類漸漸消失,而他也一直為此而積極奔走。
在翁立達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對白鰭豚雕像。如今,白鰭豚在長江已消失數年,翁立達望著這對雕像感嘆不已:如果白鰭豚真是在我們這代是手上滅絕的,那會是巨大的遺憾。 ★
(實習生沈茜蓉、熊一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與互動(0) | 【編輯:唐偉杰】 |
Copyright ©1999-2025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