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幼兒園成權力部門福利 政策傾斜令公益性漸失

　　托幼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國家財政只向少數公辦園傾斜，有專家表示入園難背后是教育不公平的體現，應用制度保證托幼的公益性

　　范佩芬，崇文第三幼兒園的園長，對她來說，忍受焦慮和委屈，幾乎成了她的工作常態。

　　如今，她害怕接電話，有太多領導、親戚和熟人找她，軟磨硬泡：讓我的孩子入園吧。她每次總要解釋得口干舌燥，卻很難落下一句好。

　　太多的人覺得她“不夠意思”，甚至還有個家長在電話里罵她，“說些不三不四的話”。

　　“我只能說對不起。”范佩芬說，對方聽了也感覺不好意思，回她道，“你別給我說對不起，這只能是政府動腦筋解決的問題。”

　　在北京，這個問題已經家喻戶曉，那就是入園難。

　　如果你沒有足夠硬的關系，也沒有足夠多的錢，那么提前一年物色一家幼兒園，并給孩子報名。

　　也不是所有幼兒園都能接受提前報名。那就需要父母時時留心幼兒園的“風吹草動”，一旦舉行咨詢日，就須擠在園門口，排上三五天甚至更長時間的隊，以求范佩芬這樣的園長“行行好”，收下你的孩子。

　　但很顯然，范佩芬和她的同行們并不是不想“行好”，而是現實過于殘酷。

　　據資料顯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兒有41.575萬人。他們將從2010年開始陸續地進入幼兒園。

　　而從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兒園的在園人數來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兒園學位數約為24.8萬人。

　　這意味著，北京的幼兒園學位缺口，約為17萬名。

　　被“忽略”的生育高峰

　　北京新生兒中非戶籍人口占54%，已超戶籍人口；專家稱政府應將其納入學前教育規劃

　　北京正在經歷一場“幼兒”人口高峰。

　　統計資料顯示，2007年北京市住院分娩量達到16.1萬人，比2006年增長25%，創下20年來的最高紀錄。

　　人們簡單地把2007年的生育高峰解釋為，父母們想在豬年生個“金豬寶寶”，隨后又把2008年的生育高峰理解為“奧運寶寶”。

　　崇文三幼園長范佩芬認為，那樣的理解過于簡單。

　　她說，其實人口增長是有規律可循，我國大約每隔25年會有一次增長高峰。上個增長高峰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也出現了“入托難”。

　　著名學前教育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我國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也曾出現了“入托難”的問題。

　　一位被家長纏得心煩意亂的公辦幼兒園園長，接受采訪時說，政府在學前教育規劃方面應密切注意中國的人口增長規律。

　　今年5月，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課題組做了一份調查研究———關于海淀區學前教育的供給與需求。他們發現海淀從2004年起就已進入人口增長的快速通道。

　　2004年，海淀戶籍新生兒為9956人，而前一年的新生兒人數只有5858人，增長了近1倍。隨后幾年，新生兒數量一直在大幅增加。到2008年，新生兒為17558人，自然增長率達到千分之8.3。

　　一位參與調研的專家說，這說明生育高峰完全有跡可循。同時他還指出，有關部門對北京外來人口的生育高峰重視不夠。

　　如今，越來越多的外地人來北京發展經濟。截至2008年底，海淀區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3∶4。

　　而他們中的很多人需要在北京生兒育女。統計顯示，北京市新生兒中，非戶籍人口占54%，已超過戶籍人口所占的46%。

　　“北京學前教育發展的總體規劃”這樣解釋：現有的學前教育資源原則上是可以滿足戶籍出生人口的入園需求。但是，隨著首都經濟的快速發展，外來人口不斷流入而且難以預測，使本來就有限的學前教育資源出現短缺。

　　目前，各部門對外來人口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客觀上對制定科學合理的學前教育發展規劃造成了一定困難，現有幼兒園學位無法滿足所有在京兒童的入園需求。在北京，朝陽、海淀、豐臺、昌平、順義、大興、通州等區的壓力特別突出。

　　但也有事實表明，北京有些地方在規劃學前教育時，并未將外來人口子女納入計劃。

　　幾個月前，北京某專家曾對北京某區的學前教育進行調研。但報告遞上去后，該區有關部門要求，課題組將報告中關于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部分刪去。

　　該專家說，“這說明政府還不重視北京的外來人口學前教育。”

　　匆忙“社會化”，幼兒園銳減

　　因企業改制，很多“企業園”被推向社會并消失，1992年—2002年，全國幼兒園銳減35.3%

　　金曉銘是松榆東里幼兒園的執行園長，她發現幼兒園是越來越擠。“來個新學生，我們就喊大家‘擠個地兒’。到了2003年，我們發現實在擠不下了。”

　　當北京的出生人口因為各種因素在直線飆升時，幼兒園的數量則在一路減少。

　　公開數據顯示，1990年，北京市共有托兒所和幼兒園4793所，到了2009年只剩下1266所。

　　不只是在北京，全國幼兒園數量都在減少。1992年全國有幼兒園17.25萬所，到2002年只剩下11.18萬所，銳減35.3%。

　　對我國幼兒園數量產生直接影響的是在1995年，當時七部委發布《關于企業辦幼兒園的若干意見》，提出“鼓勵企業幼兒園向社會開放……推進幼兒教育逐步走向社會化。”

　　在此前，我國的幼兒園均為公有幼兒園，主要由教育部門辦園和其他部門辦園。

　　所謂的其他部門，即指機關、事業單位、部隊、廠礦、學校和國有企業等。而此后，國有企業的幼兒園開始和企業剝離。

　　據金曉銘回憶，伴隨著國企改制等大趨勢，2000年前后，北京大批撤并幼兒園。那一年，金曉銘所在的北京內燃機幼兒園脫離原單位，金被買斷工齡，繼續在園內干。

　　而其他附近的幼兒園，則大多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