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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龍

　　時下中國時興炫富，豪宅、名車、象牙床應有盡有，富豪俱樂部遍及天南海北，以致有人說中國成了“富翁大國”、“世界經濟中心”。這本身沒有什么不好，畢竟是經濟繁榮的象征，非同昔日的“越窮越光榮”。在2007年年底，又一個好消息傳來：“中國500富豪榜中榜”在香港發布，榜單顯示，中國的億萬富豪人數排名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

　　這是繼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潤百富榜之后，又一個對中國投以關注目光的財富榜。據說這是專門針對中國量身定做的，同時也是計算體系最為科學、最受中國人歡迎的榜單。是不是受歡迎我不知道，我也沒有興趣就事論事談什么富豪榜。在我心里，不論這些榜計算方式多么科學，最終仍舊是一個商業活動，為的是賺中國富人的錢。

　　我之所以不屑這些“富豪榜”，還不僅基于上述想法。讀過一篇文章叫《破解周正毅之謎》，當有人質問這位前上海首富“毀掉了多少干部”時，他反問：“有多少干部毀掉了我？”在他看來，如果不是有人“逼著”他上什么富豪榜，讓自己暴露在公眾視野而欲罷不能，也不會遭此厄運。這當然屬于“狗咬狗”，是非善惡已經有了法律上的詮釋。不過他的說法證實了一個普遍存在的現實，可不是嗎？從市井小民到機關干部，從“雅閣女”到“包機扶貧”，炫富幾乎成了中國人的時尚。

　　與此同時，有資料顯示，截至2007年底，中國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1759元，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3587元。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分布情況看，目前農村人口為7.5億左右。也就是說，至少有7億多人年收入才三千余元，加上物價上漲因素，有些老百姓的實際收入這些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相對減少。在這樣的前提下，大張旗鼓宣揚中國有多少億萬富豪，幾乎如同阿Q式的夢囈，除了平添幾分詼諧沒有任何積極意義。或者說，越是標榜這樣的富有越說明貧富分化正在急劇加大，從而反證出社會分配規則的不公。

　　關于社會利益分配問題，中國向來不乏有識之士，有些經濟學家往往談起來頭頭是道，又是“黃金分割率”，又是“金字塔形體”，到真正需要解決問題的時候卻總是束手無策。而越是這樣的時候，人們就越有必要明白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國人這種炫富心理。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導致一些人“自命不凡”的主要因素，在古人眼里，權和錢都是社會地位的象征。比如《紅樓夢》中薛蟠稱炫富為“斗富”，和人比賽用銀子打水漂與他們斗蛐蛐的心情沒有兩樣。《世說新語》也記載，晉人石崇宴請客人，常令美人勸酒。如果客人不能喝得酩酊大醉，那就是美人的責任，必一斬而后快。斗富連人命都搭上了，真是一種人性的扭曲。

　　然而，薛蟠和石崇之類的斗富還屬于低層次，說到底是個人修養不夠，但既然有這樣的文化傳統，現代一些人“繼承”或“弘揚”也毫不出人意料。如果這樣的問題僅僅存在于個體層面也就罷了，遺憾的是現在流行的炫富現象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炫耀財富。事實上，個別地方政府的做法更讓人難以理解。由于GDP是社會發展的綜合反映，也是領導和管理水平的體現，長期以來一直被列為考核政績的重要依據。一些地方官員為了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不計成本大搞“政績工程”，不但常常在數字上弄虛作假，而且還醉心于大樹特樹偶像型經濟人物，以證實自己的地盤興旺發達。從這個角度看，周正毅也不見得是胡說八道，某些人“逼著”他進入富豪榜，實質上是“更高一個層次”的炫富。

　　荀子有言：上好富則民死利。如果國家的財富增長僅體現在百十個億萬富豪身上，催生的將是更多的仇恨和失望。誠然，在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社會，不言利是偽善，羞言利是迂腐，但不管大多數勞動者的處境，一味炫耀少數人的富有，肯定是對現代化社會的強力反諷。

　　(摘自《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