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初，有一個人在中國北方的長春，陶醉在美夢終于實現的興奮之中。他就是末代皇帝溥儀，即將再度“登基”被加冕為“大滿洲帝國”的皇帝。于是，3月5日，他成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報道寫道:
“在滿洲的寒冷中，本周將進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長春的大街小巷，收繳了3000支步槍，15萬發子彈，卡車滿載糧食而來分發給30000個貧困家庭。同時，還向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5000名士兵被派來守衛尚未竣工的皇宮。一批被挑選出來的記者，在一處敞開的院子里看到，宮廷要員們身著蟒袍，頭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寶紐扣，朝著一個烏黑發亮、刷著中國漆的珠寶皇冠模型練習伏地長拜。高度近視、戴有眼鏡的亨利·溥儀(HENEY PUYI)將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大滿洲帝國的滿洲皇帝，上周這里叫滿洲國，兩年前則被稱作滿洲。”(《時代》，1934年3月5日)
“九一八事變”對于中國是個災難，對于溥儀卻是期盼已久的新紀元的開始。在他看來，東北是他的祖先的寶地，他們正是從那里起步，進軍關內，完成統一中華的偉業。現在，他也要從那里起步。哪怕是當日本的傀儡！
溥儀與日本的依存關系，其實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時代》在報道“九一八事變”時這樣說道溥儀:“日本為隨從眾多的溥儀先生提供津貼，在天津的日租界為他安排了一處豪宅，享受現代化生活，將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國某一部分分離出來，就可能使他成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雖將之稱為傀儡，但這一次《時代》封面對溥儀形象的處理，明顯要比在此之前出現的吳佩孚、蔣介石等人要重視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這一次，則是由肖像畫家精心繪制的彩色肖像。溥儀身著黃色龍袍，手持如意，頭頂寶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雖登基于亂世，畫面卻呈現一個華麗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儀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視，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畫上了他那厚鏡片的眼鏡。在肖像中，溥儀顯然比他的本人英俊，一幅胸有成竹的樣子。
《時代》報道了溥儀“登基”儀式的緊張籌備:
“到上周，木匠們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壇的樣式，搭起一個臺子，有大典時的臺階。還準備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龍和蘭花。裁縫們在龍袍上繡朱雀，嵌寶石。有占卜師言，屆時氣溫可能會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故登基慶典應在日出后進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龍袍要好幾個小時，朝祖先畫像跪拜，然后，還要接受滿洲人的朝拜。傳統樂隊頭戴蘑菇狀的帽子，帽子上飄著紅流蘇，外套五顏六色，他們演奏四十八面鼓，四十八張鑼，用玉錘敲打八根長長的硬木板，二十四支嗩吶高亢入云。”(《時代》，1934年3月5日)
溥儀又一次成了“皇帝”。不過，讀《時代》，明顯感覺到行文中對溥儀命運多舛的感嘆。1908年，他只有兩歲，被慈禧太后安排為皇帝；1917年，早被廢黜的他，又被復辟的張勛“加冕”為皇帝。現在，溥儀第三次“加冕”，為他加冕的卻是日本人。《時代》說得好:“溥儀一生軟弱無助，總是成為這個或那個代理人手中的一個工具。”這句話，既可看作整篇報道的基調，也可看作溥儀一生的概括。下面由《時代》講述的故事頗值得細細品味:
“騎自行車是他的愛好之一。作為一個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無人警衛下走出皇宮，于是只好在花園里騎車轉圈，練習車技。這位日本扶植的皇帝，目前能讓前輪懸空，只騎后輪。他還用拍照來消磨時間。溥儀喜歡在飯后展示他的相機，有時還抱怨來賓拍照太慢，因為他喜歡不住地擺姿勢。”(《時代》，1934年3月5日)
還有一個關于接受采訪的細節:
“一個月前，他以即將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訪。溥儀身穿一身咔嘰布的滿洲陸軍元帥服，這是由日本政府為他定制設計的，肩章上裝飾著繡花，軍靴锃亮。盡管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但采訪時還是為他安排了翻譯。‘你能問問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嗎？’一個記者向翻譯提問。亨利·溥儀忘記要他假裝不懂英語的游戲，不等翻譯開口，自己就脫口而出:‘哦，我很好！’”
難得的細節描述。這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早在政治漩渦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野心與夢想，卻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一個正常人的樂趣。第三次所謂稱帝之后，這個在北方寒冷中搖曳的身影，蒙上了更為強烈的悲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