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戴新華

　　“看報，看報！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一清早兒，聽見這吆喝聲，京城的老百姓都知道，當天的新報紙上市了。想當年北京前門大柵欄一帶，一個蓄著長胡子賣報者渾厚的吆喝聲，曾吸引來多少老讀者買報，又給人們留下多少揮之不去的印象。

　　說起20世紀60年代，從初期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蘇聯專家的撤退，到國民經濟的衰退以及社會政治生活的一些不正常，國家那段時間遭受了不小的波折。“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排演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并且拍成了電影。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都會記得，片頭有一段觀眾入場的鏡頭，人們的精神面貌和衣著服飾都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社會真是蒸蒸日上了。別的不說，僅就報紙而言，最明顯的是停刊減版的現象大為減少，像《人民日報》都曾經每天只出四版，《北京晚報》周一停刊一期，為什么？因為紙不夠用。

　　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報紙出版基本正常了，內容也越來越活潑，像《中國青年報》有一年春節還出過四色套印的彩色報，開了多色印報的先河。當時普通人家里基本沒有電視機，小半導體收音機也是稀罕物，人們要想了解國內外大事，報紙是最主要的渠道，權威性也強。但要想在郵局訂一份報紙，限于印量，有的報紙必須憑訂閱證，而即便真能訂上，整訂一份大報全年也得小20塊錢，不是小數，所以不少人習慣于零買報紙。

　　當時報紙零售品種不是很多，不像現在，時事政治、體育文藝、生活知識、天文地理，琳瑯滿目，應有盡有，主要也就是《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體育報》、《北京晚報》、《廣播節目報》這些。中小學生看的《中國少年報》、《新少年報》基本上都要在學校集體訂閱、分發，街上很少零售。當年最神秘的就是《參考消息》，像秘密文件一樣，領導才能看，最起碼也得是國家正式干部，多少人只聞其聲，不見其影。也難怪，《參考消息》都是選登境外大通訊社的消息，按當時的說法，就是美帝、蘇修、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通訊社的新聞，加上原汁原味刊登，哪能隨便流傳出去？誰能想到現在隨時隨地都能買到《參考消息》，愿意怎么參考就怎么參考。改革開放就是不一樣。

　　出眾的《北京晚報》

　　當時報紙零售方式十分簡樸，無非就是兩種。一種是在郵局的零售網點，像天安門廣場東南側棋盤街的北京市郵局，前門大街和東單、西單等處郵局里面，設有賣報紙的柜臺或桌子。因為是在室內，不可能吆喝，人來人往，靜悄悄中缺少了一點兒生動感。街上賣報就不大一樣了，一大早，賣報人背個大兜子，裝滿了各種報紙，再把手里的報紙捻成卷狀，延伸一尺多高，賣一份抽一份。那里賣報靠貨真價實的吆喝，決不像現在，一個小電喇叭代替了人，冷冰冰地循環喊著。當年賣報人的吆喝，聲音高低起伏，抑揚頓挫，有滋有味。先是吆喝出報名兒，再吆喝新聞的主要內容。那時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多，什么“中蘇論戰”、“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美國陷入越南戰爭”都是吆喝的主題，也往往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賣報人大多有固定地點，也有走街串巷的。兜子一背，裝好零錢，像《人民日報》曾經對開一張半六版，五六分錢一份；《北京日報》對開四版，4分錢一份；《北京晚報》四開四版，兩分錢一份。零售的報紙賣得都很快，極少有積壓的，時間稍微晚點，想掏錢買都沒有了。

　　筆者當年是《北京晚報》的熱心讀者，買報曾是我最大的樂趣。記得1961年和1963年，中國乒乓球隊分別奪得了第26、27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三項冠軍，1965年的第28屆世錦賽更是牽動人心，街頭巷尾議論不斷。而下午出版的《北京晚報》是提供最新戰況的唯一報紙，所以格外吸引人。我一放學就早早趕到郵局，焦急中靜靜地排著隊，望眼欲穿地等待報紙。來了以后，匆匆遞上2分錢，不等回家便迫不及待地讀起第四版的“體育新聞”，看到沒有買到報紙的讀者的失望面孔，自己的得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每年10月1日國慶節，北京都要舉行盛大的慶典活動，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游行隊伍。慶祝活動上午10點開始，中午結束。當天白天出版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只是在一版刊登毛澤東主席的大幅照片，慶典新聞10月2日才能刊登。而《北京晚報》卻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在當天下午就報道首都慶典盛況，并且配有照片，是最及時的報紙。要知道，那個時候沒有電腦，沒有激光照排，印報紙還是人工排版鉛印的方式，搶出當天的新聞，真是兵貴神速了。當天的晚報也是最難買到的。

　　還有一件事值得述說。1965年初召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一天《北京晚報》很晚才送到，一版刊登了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的新聞和大幅照片，仔細一看，版面出人意料，竟然一反平日四開小報的格局，改出了對開大型報紙，體現出了莊重和大氣，也體現出了國家政治生活在新聞報道中的重要地位。這也是《北京晚報》歷史上出版對開報紙絕無僅有的一次。前幾年，《北京晚報》又出版過一張對開大報，不過只是發行特刊，與1965年的那份分量不能相比，這是后話。

　　“文革”中的報紙插曲

　　1966年，號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到處是一片“破四舊”的造反景象，許多報紙被污蔑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代言人，雖是夏季，報業卻像遭遇了一場寒冬。1966年秋天以后，除《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繼續出版外，其他報紙都陸續停刊。《北京晚報》是最早的犧牲者。7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北京晚報》無論是訂戶還是零售都沒有報紙，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報紙第二天上午才來，還破天荒地出了一張半六版，批判“三家村”，此后便銷聲匿跡了。秋季，《北京日報》也被迫停刊。北京僅存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常常不能在早上出版；《解放軍報》是內部報紙，不公開零售。當時鮮為人知的還有一份新華社的報紙《今日新聞》，刊登新華社的新聞稿，也不零售。“文革”時期尤其是1966年、1967年，報紙經常等消息，什么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央最新部署、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社論等等，遇此常延遲出版。日報下午四五點鐘才賣，人們已經習以為常，而訂閱者第二天上午收到報紙也并非罕見。像毛主席從1966年8月18日起八次接見紅衛兵的《人民日報》，筆者第二天白天多次購買都是無功而返，直到下午以后才買到。

　　“文革”初期報業凋零，但有三個報紙出版插曲卻異乎尋常。

　　首先是《北京日報》星期刊出版。《北京晚報》停刊以后，習慣看晚報的讀者一下子無所適從，《北京日報》便從1966年夏季開始出版星期刊。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這是為了讓毛澤東思想占領新聞輿論陣地，其實這也許是為了滿足群眾對《北京晚報》的懷念。星期刊四開四版，每周一期，編排方式類似于《北京晚報》，一版是“文革”的重頭新聞，例如“毛澤東選集大量印刷出版”等等，其他版以短小新聞為主。報紙版面活躍，印刷質量上乘，很受讀者歡迎。只是到了秋季，《北京日報》也被迫停刊，星期刊自然壽終正寢。

　　其次是《前進報》創刊。1966年9月中旬，已有數十年歷史的《大公報》停刊，停刊后籌備并創刊改出《前進報》。最初原擬改名為《前進日報》，還欲請毛主席題詞，后又請周總理題字，最后總理指示，先按魯迅字做報頭出報。筆者當時逐期買到《前進報》，也是四開小型報紙，印刷質量不錯，一周出版三期，大幅毛主席像和“文革”報道是報紙的主要內容，少量刊登財貿新聞。在“文革”初期報紙紛紛停刊的背景下，創刊新報是罕見和不易的，但《前進報》出版以后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內容上沒有什么新意，也沒有分量，與呼風喚雨的兩報一刊和橫沖直撞的紅衛兵報相比，《前進報》顯得很微弱和無奈。盡管如此，報紙依然遭到了紅衛兵的批判。12月下旬，中央指示《前進報》暫停出刊。在臨近1967年元旦的時候，《前進報》還沒有來得及落實中央的指示，便被紅衛兵查封，退出了歷史舞臺。

　　第三是《北京日報》復刊。《北京日報》1966年秋天被迫停刊，蹤影全無，但堂堂大國首都沒有自己的報紙總是不正常的。1967年初，上海市掀起了所謂“一月風暴”，造反派奪了《文匯報》、《解放日報》大權，出版了新的《文匯報》、《解放日報》，毛澤東主席對此給予很高評價。《北京日報》也醞釀復刊。元旦不久的某日，在天安門廣場開始散發注明為“新生號”的《北京日報》。當期報紙一版是大幅毛主席像，其他版有各大造反派組織的文章，宣布《北京日報》新生。不知道新生的《北京日報》是哪方的策劃，是報社的舉動還是造反派的心血來潮？但此后新生的《北京日報》再也沒有下文。直到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4月21日《北京日報》才以新一號排序，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機關報的名義正式復刊。

　　“號外”和“紅衛兵報”

　　上世紀60年代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搶“號外”報。

　　“號外”是指報紙在前一期已經發行，后一期尚未出版之際，遇重大或突發事件，報社臨時增出的報紙，免費散發，因在兩期編號之間，故稱號外。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威風。《人民日報》連夜印發了八開一版的號外一份，在市區主要地點免費散發。這份號外刊登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鮮紅的報頭和“號外”兩字十分醒目，后來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電影紀錄片里也有群眾爭搶這份號外閱讀的鏡頭。此后，我國又一顆原子彈、熱核武器、第一顆氫彈等連續爆炸成功，《人民日報》都及時出版了號外，并派出車輛廣為散發。筆者曾經在天安門廣場等處與眾多的群眾擁擠在一起，伸手爭搶過號外。載著號外的汽車一來，人們蜂擁而上，數十雙手高高舉起，似一片小叢林不停地晃動，人人都充滿了激情，又都唯恐搶不到。號外散發之處，真是一片萬眾歡騰的景象。當時搶到號外后，我心情格外激動，更以擁有號外為自豪。

　　“文革”之中有個規律，黨和國家的重大事情，往往都在晚上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聯播”中宣布，報紙號外也大都在晚間臨時印發，所以搶號外以晚上行動居多。“文革”中的號外還有一個特點，被改成了用“喜報”的名義出版，像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開、閉幕式，《人民日報》等都出版了全紅色印刷的“喜報”，依然是號外性質，那個時代的歷史痕跡清晰地留在了紙上。

　　要說1966年“文革”年代歷史痕跡最重的報紙，應該是紅衛兵報。紅衛兵報來自民間，是最初由紅衛兵組織編印的鉛印型報紙，后來由純紅衛兵組織辦報變成了各行各業的群眾組織辦報，種類和數量也急劇擴大，北京地區就有幾百種。后來人們把紅衛兵報又叫做“文革”小報。在正規報紙紛紛停刊的情況下，紅衛兵報就成了群眾獲取信息的渠道之一，因而一時間出現了熱讀紅衛兵報的局面，甚至連毛澤東主席也經常看紅衛兵報，了解紅衛兵造反動向。中國最早的紅衛兵報是由北京六中紅衛兵編輯出版的《紅衛兵報》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一司)編輯出版的《紅衛兵》，創刊日期都是1966年9月1日。《紅衛兵報》地址在北京六中；《紅衛兵》地址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這兩份報紙的出版，開了群眾組織辦報的先河，由此也掀起了群眾辦報的熱潮。

　　當時紅衛兵報影響力較大的，除了最早的兩種之外，還有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聯絡站(簡稱二司)主辦的《東方紅》、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主辦的《首都紅衛兵》、北京大學的《新北大》、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北京師范大學的《井岡山》、北京航空學院的《紅旗》、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等。當年北京的三大商業區，前門是毛主席像章交換地，而王府井和西單路口則是紅衛兵報的集中銷售地。在王府井和西單的路邊臺階上，賣紅衛兵報的人一字排開，與現在賣報不同，當時每人只賣一種，因為賣報人只代表一個組織或派別。偶爾，因為派別觀點不同，賣報人還會交起手來。筆者當時經常光顧這幾處熱鬧地區，只要手里有點零錢，就要買幾份紅衛兵報看看。

　　除了買報，我還賣過一次《紅衛兵報》。那是1966年國慶節，北京六中的《紅衛兵報》出版了一期對開大型報紙，我從《紅衛兵報》編輯部領了上百份，在中山公園保衛和平牌坊邊的長廊內賣了起來，不一會兒賣得一干二凈。當時紅衛兵報的定價和正規報紙一樣，對開的4分，四開的兩分。報紙也大都由正規報社印刷廠承印，印刷質量很好。后來，一小部分紅衛兵報還可以訂閱，如北京六中的《紅衛兵報》、清華大學《井岡山》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機關報《首都紅衛兵》等都可以在編輯部或郵局訂閱。1968年末，隨著知識青年大規模上山下鄉的開始，紅衛兵報全面退出歷史舞臺。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世界風云涌動，中國“文革”爆發。買報者眼中看到的是，正規報紙岌岌可危，“文革”小報倏地登臺。報紙在“文革”浪濤中，猶如一葉扁舟，搖搖晃晃，漂浮不定。也正是在這一片紛亂中，隨著“文革”的結束，孕育并最終迎來了報紙改革的春天。

　　(摘自《北京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