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合理正當的外交反應,說成是向澳大利亞“放冷箭”
8月18日,澳大利亞各大媒體紛紛轉載了一條新聞:中國副外長何亞非取消訪澳行程,澳外長對此表示遺憾。敏感的澳大利亞媒體馬上聯想到最近中澳關系出現的波折,并將這一事件解讀為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反擊和報復”。
聲稱受到中國傷害
18日上午,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發言人向媒體證實,由于澳大利亞向“疆獨”頭目熱比婭頒發簽證,中國副外長何亞非取消了原定的訪澳行程。何亞非沒有出席月初在澳大利亞北部城市凱恩斯召開的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中國—太平洋島國論壇對話會”特使王永秋最后成為中國代表團的負責人。
澳大利亞外長史密斯在國會上發言時說,任何雙邊關系都會時有波折,而這些波折需要“仔細并成功地”去處理,“如果中國因為澳大利亞向熱比婭頒發簽證一事而采取進一步行動,澳方將感到遺憾”。
外長發言一出,澳大利亞媒體迅速把矛頭對準了中國,并把澳大利亞描述成一個“被傷害的對象”。《澳大利亞人報》18日發表了題為《北京以牙還牙》的社論。社論說,中澳關系因為最近發生的力拓與中鋁的股權合作失敗、胡士泰案等事件而出現危機,而澳大利亞向熱比婭頒發簽證,則成了兩國關系跌入新低的一個“導火索”。中國副外長取消訪澳,是中國向澳大利亞表達不悅的一種方式。
還有澳大利亞媒體把中國取消高級別官員訪澳與陸克文政府的外交政策聯系在了一起。有評論稱,中國只派出一名較低級別的官員出席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這與印度外長的參會形成鮮明對比,“擺明了是對澳大利亞的輕蔑”。還有評論說,中國很可能向陸克文政府“發出威脅”,“故意不配合”陸克文提出的“亞太共同體”倡議,從而使這一倡議被迫擱淺。
鐵礦石談判冷嘲熱諷
除了炒作中國對澳大利亞“實施報復”外,澳大利亞媒體還對近日中國鐵礦石價格談判取得階段性勝利冷嘲熱諷。
17日,中鋼協公布了2009年鐵礦石談判的結果,澳大利亞FMG礦業公司與中鋼協達成降價35%的協議。對此,《澳大利亞人報》的分析指出,FMG根本無法與力拓、必和必拓以及巴西淡水河谷的實力相比,與中國達成協議,只是該公司希望擴大市場份額的做法,而該協議對FMG來說,明顯要比中方的收益大得多。
費爾法克斯媒體集團發表文章說,FMG降價的前提是獲得中方高達60億美元的融資計劃,而中方想利用與FMG的談判結果來要求力拓等鐵礦巨頭們低頭是不可能的,中國顯然“找錯了人”。
當澳大利亞媒體還在暗自抑郁的時候,中澳之間新達成的能源合作項目,讓它們找到了“翻身”的機會。澳大利亞能源部長馬丁·弗古森18日晚宣布,中國石油和埃克森美孚當天簽署協議,未來20年中方將向澳方購買500億澳元(約合410.3億美元)的液化天然氣。消息一出,澳大利亞媒體歡欣鼓舞,認為澳大利亞“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
患上“中國焦慮癥”?
最近一段時間,澳大利亞媒體似乎患上了“中國焦慮癥”,幾乎是不加思考、不加論證,把中國基于國家利益和國際慣例的正當舉動,說成是中國向澳大利亞“放冷箭”。
對于熱比婭在澳大利亞散布“疆獨”思想的分裂舉動,中國通過正當的外交渠道向澳方表達了不滿。然而,一些澳大利亞媒體卻將中國此舉說成是“干涉澳大利亞的內政”。而本月初,澳大利亞幾名國會議員前往達蘭薩拉拜訪達賴,澳大利亞媒體卻對此輕描淡寫,并認為議員們此舉是為了“推動中國的人權進步”。
更早之前,力拓公司上海高管胡士泰被中國有關部門逮捕后,澳大利亞媒體并沒有反思澳企在華的經營運作方式,反而對中國的司法體系展開口誅筆伐。更有不少媒體認為,中國高調逮捕力拓公司的負責人,只是為了向澳方施加壓力,以表達對此前力拓放棄與中鋁合作的不滿。《悉尼先驅晨報》還刊登了不少文章來證明胡士泰是個品行端正的商人,而中國對他的拘捕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對華偏見根深蒂固
澳大利亞一直以民主國家自居,因此在人權、民主和社會體制的問題上,一直對中國居高臨下,不僅不去理解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體系,反而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因此才會出現當力拓放棄與中國鋁業的合作后,澳大利亞媒體如釋重負、興高采烈的一幕,為澳大利亞終于沒有落入“社會主義的魔爪”而歡欣鼓舞。而它們對中國的過分解讀,也是建立在對中國的偏見和歧視的前提之下。
《澳大利亞人報》的國際版編輯謝里丹就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對華偏見和歧視一直是他文章中的要義。所以讀者一看到他的名字,基本上不用看標題也能猜出,他今天又要對中國指責一番了。
事實上,媒體的觀點,并不代表政府的觀點,也不代表澳大利亞民眾的真實想法。澳大利亞媒體之所以喜歡炒作,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吸引讀者眼球,提高銷量和收視率。而這種不理性的炒作往往會誤導民意,從而傷害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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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報復論”根源何在
西方媒體炒作“中國報復論”由來已久。前幾天,日本媒體曾聲稱,因日本接受熱比婭的竄訪,中國拒絕了日本海上自衛隊軍艦訪問香港的請求。早先還有“中國因法國總統薩科齊接見達賴而減少購買空客飛機”的傳聞。分析人士認為,西方的這種論調源于中西方的意識形態差異,同時也和西方對中國國際影響力提升的不適應有關。
西方國家自認為是民主國家,認為他們的社會制度比中國的社會制度要先進、文明。正因為有這種高高在上的心理,所以他們才會將中國基于國家利益而作出的合理訴求,說成是中國對西方的“陰暗報復”,甚至進行一些無端的猜測和聯想。
另外,西方國家對中國外交話語權的提升也很不適應,但凡中國有什么強硬的表態或舉動,都會被他們當成渲染的素材。 (陳霞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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