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我國生育權的尷尬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侵權責任法。這部法律的通過意味著中國向形成民法典又邁進了重要一步。這部包括12章節的法律,涉及了民事權益的諸多方面——生命權、健康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繼承權等人身、財產權益。可見,侵權責任法填補了很多“權利空白”。但是,針對侵犯生育權,侵權責任法卻沒有提及,筆者認為,生育權問題是現階段的社會問題之一,給予高度重視是必要的,為此,筆者在此試圖予以分析。

　　我國生育權的尷尬局面

　　現階段對生育權概念的界定不準確。生育即生與育,指生殖與撫育。生和育兩者處于不同的階段,實質上生育權指生殖權與撫育權,而在我國現階段的理論與實踐中,所指的生育權實際上是指生殖權,即生殖的權利與不生殖的權利,而沒有涵蓋撫育權。

　　生育權的各層級立法存在矛盾,例如憲法、婚姻法界定了生育權的權利主體為締結婚姻關系的夫妻,而《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1條規定:“婦女有按照國家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據此,女性的生育權在立法上的保護優于男性。另外,由于女性的生理特點,生殖主要通過女性來實現,生育或不生育的決定權取決于女性。例如,妻懷孕后,可以在丈夫的堅決反對下自行墮胎,而丈夫的生育權無法實現。可見,盡管男性也有生育權,但男性的生育權無法得以實現,無法通過行使權利而使妻子履行義務。

　　此外,現階段侵犯生育權的立法疏空,導致在現實生活中對侵犯生育權難以認定,且沒有對侵犯生育權予以救濟的規定。

　　我國生育權的尷尬局面應對

　　面對生育權所處的尷尬境地,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如下方法予以應對:

　　首先,明確何謂生育權。我國法律對生育權沒有明確界定,學界和實務中也存在諸多分歧,因此,應明確何謂生育權。一是主體范圍應擴大。即將夫妻以外的其它主體,如單身男女等納入生育權主體范疇；二是生育權中的撫育權在婚姻法中已有明確的規定,故應將生育權重新界定為生殖權；三是從生育權的性質上看,筆者贊同生育權應屬于人格權。因為生育權是人身權,具有與人身不可分離的屬性,無直接財產內容。此外,生育權不屬于身份權。生育權屬于身份權的觀點,不僅剝奪了那些無配偶的人要求生育的正當權利,也一概否認了未成年人的生育權,而且這種觀點也無法對由于生殖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人工生育的現象予以法理上的解釋。例如,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人工生育方式的出現,使生育已經脫離了家庭和婚姻的束縛。因此,生育權的性質應屬于人格權。

　　其次,完善生育權立法。生育法律制度是親屬法律制度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早在修改婚姻法時就有不少學者呼吁建立我國的生育法律制度,而民眾也逐漸認識到,生育權法律規范的不健全使得自身的權利很難受到保障。但由于后來計劃生育納入了立法規劃,以后的婚姻法修改稿就都取消了“生育”一章,這使得在國際上被稱之為“家庭計劃”的內容在我國的婚姻家庭法中卻不見了蹤影。筆者認為,生育幾乎是每個家庭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之一,且生育也是親屬關系延續過程必不可少的環節。筆者主張,既然新出臺的侵權責任法中沒有界定,在今后出臺的民法典中應在親屬編當中單獨設立“生育”一章,并明確侵犯生育權的要件,使得公民的生育關系規范化。

　　最后,完善侵犯生育權的法律救濟。第一,確定侵犯生育權為夫妻雙方感情確已破裂的標準之一。在夫妻間侵害生育權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協商解決,且雙方感情確已破裂,此時,可以通過離婚的方式來解決對生育權的侵害。在妻子惡意終止妊娠的情況下,妻子的不生育權與丈夫的生育權發生了沖突。法律對這種沖突的解決,并不意味著法律去裁決應不應該生孩子。在此種情況下,法律只能采取排除障礙實現權利的方法,即解除婚姻的辦法,使受侵害的一方可以通過與他人重新締結婚姻的方法來實現生育權。我國婚姻法關于離婚的法定要件,并沒有將拒絕生育作為訴請離婚的法定要件,筆者認為,如果夫妻雙方就生育權的行使達不成協議并導致感情破裂的,可以判決離婚。

　　第二,確立損害賠償。人格權受到侵害的救濟方法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和物質損害賠償,主要是精神損害賠償。現階段,無論是新出臺的侵權責任法,還是以前的法律法規中,均未界定對侵犯生育權的賠償。眾所周知,由于一方的擅自行為,導致另一方的生育權不能實現,給受害方帶來的精神打擊是無法避免的,也是金錢所無法彌補的。而且,在訴訟中,即使被侵犯生育權的一方勝訴,也很難保證其生育權。特別是,此權利不具有強制執行性,因此,侵犯生育權的損害賠償被納入精神損害賠償的范疇更為合適。□趙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