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廣東華南師大舉行的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從教供需見面會上，一位紅衣服、圓臉蛋的女生突然對正在現場接受記者采訪的廣東省教育廳黨組成員、副巡視員文傳道發問：“不是說農村缺教師嗎？我有心想為國家做些貢獻，但現在連個機會都沒有！”(四川在線3月9日)

　　可能是被疏離得太久，也可能是不想一直沉默下去，這位大專女生勇敢地發言了，她聰明地盯住了被媒體包圍的教育廳官員，從而也就向全社會放大了她的不平。一個口口聲聲要讓高校畢業生與農村教育對接上的見面會，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一個健康、有序、機會均等的社會，也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從制度設計層面看，大專女生是不應該發出這樣的質問的。按照文副巡視員的回應，農村教師供需見面會面向的對象，包括200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應屆及暫緩就業的本、專科及以上學歷(學位)畢業生……并無學歷上的特殊設定，當然也就談不上什么門檻排斥。然而，真正對大學生就業起作用的，并不是這樣的通行規定，而是另有玄奧，也就是被文巡視員視為“可以理解”的地方教育局的自行規定，“我們這邊今年不招專科生”。

　　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這樣“上行”未必“下效”的情況并不鮮見。地方總是會以地方的特殊性、具體性來消解上邊政策的普適性，而作為一種協調和折中，上邊往往也會作出一些妥協和退讓，以“維護大局”。只是在這樣的退讓過程中，像大專女生這樣的一些群體的利益，往往就成了犧牲品。畢竟，與大學生整體性的就業困難比起來，大專學生只是其中一個很“弱小”的部分。

　　我們總是習慣了“不折不扣”執行政策的表白，并為這樣的表白感奮不已。事實上，在宏大的“不折不扣”的縫隙中，出于具體執行者的原因，往往會漏掉一些同樣也具有同等權利的群體。在目前的一定程度上學歷至上的環境中，大專女生的這種遭遇其實十分普遍。只不過，這一次又把這個傷痕亮出來給人看而已。

　　在整體性的成績、成就面前，這些被漏掉者也許微不足道，也許是必然的代價，也許就是政策死角，就像大專女生的不被接納，并不會影響廣東省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從教供需見面會的成果一樣。但這一粒粒像塵沙一樣的弱小群體，一樣有著完整的就業權利。她們的痛苦是這個社會無法回避的隱痛；她們的疏離感、被拋棄感，也是這個社會原本不應該有的恥辱。

　　“好像這個社會不需要我了，一個門檻就把我淘汰掉了。為什么社會是這個樣子的？我學了那么多年的東西……”這樣的表達，其實已經不僅僅是質問教育廳官員了，而更像是對整個社會的呼告。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