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貴州政協報》報道，李茲喜既是教師又是校長，同時還是勤雜工，他不僅要給學生們上課，還要每天到山下背水給孩子們喝。13年來，李茲喜就這樣一直在貴州省羅甸縣班仁鄉金祥村油落小學當一名代課教師。而他的“年薪”卻僅僅是學生家長湊份子的365斤包谷，按當地每斤8毛錢的市場價計算，這份年薪還不到300元。

　　油落小學只是一所村小，但我們的社會怎能忍心漠視一名代課老師生活這般凄苦，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究竟是不知情還是不管？當有人將每年至少消費8299萬元作為“新貴族”的標準時，當平安集團董事長馬明哲拿著6000萬元的稅前年薪，比李茲喜要高20萬倍時，我們除了唏噓還能說什么？從對社會的貢獻來說，一個馬明哲，能抵得上20萬個代課教師嗎？

　　同在陽光下工作，一個是從事保險工作的企業董事長，一個是13年如一日，手執教鞭的人民教師，兩者本無貴賤之分，可他們獲得的勞動報酬卻是如此天壤之別。這說明，不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失衡現象，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了，我們的勞資公平調節體制必須發揮作用了。

　　如今，我國教育投入占GDP和財政收入的比例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在一些中西部偏遠地區的中小學校，更是師資流失嚴重、學生輟學屢見不鮮。2005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公告顯示，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僅占GDP的2.82%，與4%的基本要求相距甚遠，在全球120個國家中位于90名之后。

　　與此同時，一些壟斷著社會資源的企業，卻動輒張嘴向國家哭窮、要錢，對這些企業的領導和員工來說，反正自己的高工資不會下降，至于一些教師的工資低、生活困難，那是政府的事，和自己無關。這種與公平社會理念明顯背離的現象，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了。 (周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