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從抗震救災一線發回的報道中，不止一次提到地震發生的瞬間，有人喊出了一句話，“黨員干部留下，讓學生先走”———生死抉擇間，這是蒼穹之下，一種良知在回響。

　　這是“5·12”汶川地震時，北川縣長經大忠喊出的一句話。當時，北川縣委禮堂內一個有六七百人參加的會議正在舉行。可會議室只有兩扇小門，如果都往外擠，后果不堪設想。經大忠在學生撤出后，才帶著其他干部跑出快要倒塌的會議室。

　　感謝上蒼，天佑善良。

　　同樣的集會場合，同樣的生死關頭，14年前的新疆克拉瑪依大火，我們聽到的卻是一句令人怒從心中起的“讓領導先走”，280多名花朵般的孩子葬身火海。

　　誰該先走？是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船體即將沉沒，只有搶到救生衣的人才可能生還，那么孩子是搶不過大人的；如果從火海逃生，只有很少的出口，孩子是搶不過大人的；如果地震發生，幾秒鐘的疏散時間，孩子也是搶不過大人的……他們稚嫩的身體抵不住兇猛的災害，也抵不住身強力壯的同類的擠壓。

　　結果呢？我們所有扶老攜幼、濟弱扶危的說教，都頓然化做無形；我們所有標榜的文明、進步以及人性的高貴等等，統統被我們自己丟到腳下。我不知道，此時此刻，在自詡為高等動物的臉上，除了弱肉強食的猙獰之外，還會留下什么？

　　把生的希望留給孩子，一句“讓孩子先走”，照亮人性的本能與超越本能的分野。

　　“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護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適當保護”———這是84年前《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中的話。天搖地動之時，法律的力量不在現場，剩下的只有生存本能，以及心中的良知。

　　那個主張“逃出一個算一個”的“范跑跑”，也知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但當災難降臨時，他一定要確保和自己的孩子呆在一起，否則，旁人也可以不顧他的孩子的生死。那個喊出“讓學生先走”的縣長，他的孩子在現場嗎？那些被老師攬在懷里而生還的學生，也并不是老師的孩子。

　　“讓孩子先走”的喊聲并不僅在地震發生那一刻的北川縣委禮堂響起，它還在救援現場的諸多角落響起———那些在余震中，鉆進隨時可能坍塌的危樓，爭分奪秒搶救孩子的救援者，他們也在無聲地喊著“讓孩子先走”；那些背著、抱著孩子，在滾石、山體滑坡中穿行、向安全地帶轉移的軍人，也在用脊背和胸膛無聲地喊著“讓孩子先走”。

　　“讓孩子先走”也應在平安歲月時時響起，那就是凡事“先想想孩子”———想想他們的奶粉有沒有問題？會不會吃出大頭娃娃？他們該上學了，會不會有家里窮而徘徊在校園外的孩子？他們的校舍會不會漏雨、是不是經得住震動？他們所接觸到的圖書、影視作品等，有沒有“少兒不宜”……

　　從1994年到2008年，從“讓領導先走”到“讓學生先走”。只要這句“讓學生先走”能成為我們所有幸存者心中的道德律，那么，這14年的歲月即見證了一個民族從災難中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