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生被老師“圈養”，又是什么圈養了老師的道德？這個問題，在看過上海部分小學生因個人安全不被允許課間在操場玩耍，只能被“圈養”于走廊和教室的新聞后，一直縈繞在筆者腦海中。

　　表面看，小學生被“圈養”，是一次學校因個人小利益而違背孩子天性的粗暴做法，指責學校或老師沒有責任心，不講職業道德，都不為過。然而，當這一切的指責隨著時間而沉寂，誰又能避免下一次另外一種形式包裝下的粗暴？事實上，更為粗暴，或者說，更為不講教師基本職業道德的現象并非不存在。筆者親屬的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孩子，在考試前被老師明示，要幫助學習不好的同桌獲得好成績。并且，當這個孩子的一切條件都符合三好學生的評選時，被該老師明確告知，因為沒有按時在學校購買指定的練習輔導書，便被取消評選資格。

　　一個剛剛開始正規學習生涯的孩子，便被自己尊敬的老師教唆作弊；一個剛剛涉世未深的孩子，怎么都不會明白，如何一本練習冊讓自己失去了一個學期都在努力爭取的榮譽。家長面對孩子的失望又該如何解釋？憤怒，是當然的。盛怒之下，矛頭對準老師這是必然，就像現在我們要將矛頭對準上海這些“圈養”孩子的學校一樣。然而，靜下心來思考，問題接踵而來。

　　什么讓那些老師泯滅了為人師表的尊嚴追求？什么讓那些學校變成了小心翼翼的圈養場和唯分是從的競賽場？如果，我們曾經用心傾聽過他們的壓力和抱怨，這一切便都不言自明了。上海某小學的校方解釋“圈養”的原因時說，擔心孩子的安全。那么，如果孩子不安全了，學校會面臨什么？可以想象，學校的上級部門或許已經有了校方保障孩子安全的高壓線；也可以理解，一旦哪個孩子出了問題，孩子家長哭鬧、糾纏、告狀似乎都可以理解；也可能，當學校真的有了責任，社會的口誅筆伐將讓當事人和校方付出比應該付出的更多。那么，在這樣的制度、人情、輿論環境下，學校和老師會如何反應？輕則“圈養”，重則為了層層壓力而對孩子施加育人之外的丑陋。

　　捫心自問，在有形制度和無形輿論的重重施壓下，大多數人能否選擇用道德的力量戰勝利益的選擇？如果有了猶疑，內心的微妙變化都可能帶來外在行為選擇的扭曲。事實上，在這個商業社會，道德往往被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規則打敗，一個人內心的道德陣線，在規則的一再逼迫下退而又退，直到跌破底線，直至道德淪喪。一個沒有規則壓力的人，遵循道德戒律是為人之本分；一個在規則壓力下，仍然堅守道德底線的人，才是這個社會的楷模。楷模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的道德后撤，如果成為一種現象，我們便要反省是否規則出了問題，而非一味指責取向利益、選擇自保的個體。

　　傳統的私塾教育大部分是有錢人家的事情，所以，“因材施教”有可能成為先生們的教學方式。今天的教育環境是，一個班五六十個學生，多少有點“流水”教學的味道。因此，引入現代的管理手段，是當代教育系統的必然。但是，管理不是不停地念“緊箍咒”，適當地做點減法，為學生減負、為老師減負、為學校減負，給他們留點空白任其自由發揮，培養出來的學生才會更富有才智，漫長的教育歷程才會更加有趣而富有魅力。

　　“圈養”小學生的是學校，那么，解放孩子天性就從為學校環境松綁開始吧。就像熱播的電視劇《高緯度戰栗》中探究的腐敗問題一樣，腐敗是個人的墮落，而處于社會中的人們視而不見、肆意縱容，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教師崇高師德的回歸，需要制度、家長和輿論的適當退讓與寬容。 (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