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諾貝爾獎設歷史學獎，那非清史工程莫屬”

　　7月11日，在本報發(fā)表《清史名教授被舉報事件調查》3天后，成崇德聯(lián)系記者，希望就報道里米辰峰對其提出的質疑進行回應。

　　“我有大事要辦。像米這種低檔次的人，跟他說什么呢？”12日，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辦公室里，成崇德絲毫不掩飾自己不屑的神情。

　　他要辦的“大事”，便是清史纂修工程。這項工程由中央領導親自批示，在2002年立項，2003年正式啟動，國家財政撥款達數(shù)億元。國家清史編纂領導小組的成員，來自14個部委。

　　盡管聲名不如“夏商周斷代工程”那樣顯赫，但低調的清史工程，規(guī)模遠超前者，堪稱中國目前最龐大的一項文化工程。

　　作為主持這項工程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成崇德稱自己“很忙”，不斷地“忙著在外面開會、審稿”。

　　他原本不打算回應。米辰峰在網上貼出舉報材料后，成崇德接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現(xiàn)任所長黃興濤的電話。“開玩笑，他舉報我什么？”他對黃所長說。

　　當人大歷史學院院長孫家洲打來電話，希望成崇德就此事“表態(tài)”時，“我告訴他，舉報純屬無稽之談，可笑！”成崇德提高音調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不過，第二天他還是通過新語絲網站“表了個態(tài)”，發(fā)表了三點聲明。

　　“就是在這個辦公室回復的，寫得很急忙，但表達了我的想法。”他指著電腦說。成崇德的辦公室位于北京中關村蘇州街繁華地段的神州數(shù)碼大廈里。為了給清史編纂委員會提供一個辦公場所，財政部出資買下了這座大廈里的上下8層樓。據(jù)悉，買樓的資金尚不包含在數(shù)億元的工程撥款里。

　　1 本報報道舉報事件后，中國人民大學希望歷史學院說明情況，畢竟這涉及學校形象，也涉及清史工程這一國家項目。歷史學院的院長和書記則希望成崇德“及時給媒體、學校和米辰峰一個答復”。

　　于是，成崇德不得不停下手頭的“大事”，來回應“米的那些小兒科的問題”。

　　米辰峰質疑，1995年至1998年期間，成崇德既擔任清史所所長，又在清史所攻讀博士學位，屬于“自封博士”。

　　對此成崇德解釋道，在自己被正式任命為清史所所長的1994年，教育部曾發(fā)出通知，要求高校里的骨干教師提高學術水平，“在學歷上也要上一個檔次”，人大校內也鼓勵教師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因此他選擇了在本單位在職讀博士，這樣既不耽誤清史所的工作，也可以跟著“所里國內一流的導師 ”。當年人大像他這樣的在職讀博士，成崇德表示，“至少有20到30個”。

　　米辰峰則無法接受成的解釋。“所長和本單位普通教師完全不一樣，作為最高行政領導，他在本單位享有特權。”他提醒記者，這是一個“常識”。

　　但成崇德對記者聲明：“1995年我報考博士研究生時，整個招生考試錄取過程嚴格遵循回避原則。當年博士生入學考試的所有組織工作由副所長黃愛平教授主持，本人并未與聞其事。”他強調，自己跟其他人一樣，坐在教室里參加了考試。

　　對14年前的事，黃愛平表示“具體已記不清楚”，但她可以肯定，“當時學校規(guī)定是什么程序，就按什么程序走的”。

　　米辰峰接下來質疑的是，在選導師時，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成崇德，為何不選本單位的古代史博士生導師王思治教授和大名鼎鼎的戴逸教授，而選擇了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李文海教授。李時任人民大學校長，米辰峰懷疑，成所長看重的可能是李教授的校長身份。

　　成崇德的解釋是，自己長于中國古代史研究，而短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歷史學研究不允許你只會這個不會那個”，選擇李校長做導師，就是想通過博士階段的學習來“補短”。在他看來，“李老師不是只當校長，他的學術也是極強的”。

　　“可是他‘補短’的效果達到了嗎？為什么補了3年，最后出來的論文里沒寫一句近現(xiàn)代史的內容，甚至連嘉靖道光都沒提？”米辰峰回應道。在他看來，成崇德“補短”的說法，純屬“詭辯”。

　　成崇德告訴記者，當時戴逸教授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課題，自己的博士論文作為課題成果的一部分，所以寫的都是古代史的內容。而這些研究內容是他與導師李文海教授商量后確定的。“李老師說，沒問題，都是歷史學范圍的。”成崇德回憶道。

　　至于米辰峰所指出的博士論文中存在一些待補的空白處，以及多處標點、注釋、病句和錯別字等方面的明顯錯誤，成崇德解釋說，這是由于當年電腦不發(fā)達，找外面的人打印時，有所疏忽，“打完了校對，校對完了再去打，打完了發(fā)現(xiàn)跟改的又不一樣，到了答辯的時候，就只能這樣了”。

　　盡管主持清史工程日常工作的資質遭到米辰峰的質疑，成崇德對此并不以為意。他聲稱，米的水平“可能得讓我的學生的學生給他上課 ”。至于他發(fā)表了多少論文，也不愿意跟米來討論，因為米“對中國邊疆史地等學術問題的基本常識含混不清”。在成崇德眼里，米辰峰是“小兒科、低檔次”，而自己干的是“國家的大事”。

　　2 清史工程這件“國家的大事”，據(jù)信，已將相關研究領域里“有時間、有精力、身體好的(學者)，全都一網打盡”。

　　這項預計耗時10年的文化工程，有200多個課題組，由200多位院士、一級教授和二級教授擔納主持人，每個課題組的經費至少有三四十萬元。

　　由于課題經費歸財政部直接管理，成崇德表示不便透露課題組發(fā)放經費和津貼的情況。但有參與者透露，該工程的課題經費和津貼，是人文社科領域迄今為止最為優(yōu)厚的。

　　如此優(yōu)厚的待遇，甚至讓一些一開始對清史工程持反對立場的人，最后都加入了進來。

　　目前，參與該工程的中外學者，已達1000多人。6年多以來，送到成崇德手中的稿子，已近2000萬字。提到已經整理出的《李鴻章全集》、《康有為全集》和《張之洞全集》，成崇德自己忍不住感嘆道：“這太厲害了！”

　　然而這項“厲害”的工程，從一開始就遭到國際和國內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的質疑。有人擔心這部“官修史書”能否成為一部信史。這在成崇德看來，純屬多余，因為“成果都還沒出來”，信不信無從說起，更何況“國家的需要就是人民的需要”。“要質疑，也等我們修出來，看到具體的成果再質疑。 ”他一臉自信地說。

　　也有人擔心學者們拿著如此優(yōu)厚的課題經費，是否還能保持學術的銳氣和獨立操守。成崇德則回應稱，國家并沒有給歷史學者設禁區(qū)。而解決學術爭議的辦法，早在2002年已立下規(guī)矩。國家清史編纂領導小組的領導在啟動儀式上表示，領導小組只是管錢，提供后勤服務，戴逸教授是清史研究的旗幟，如學術上有爭議，最后由戴教授定奪。

　　盡管14個部委對清史工程的全力支持，令成崇德滿意，但他忍不住還是為參與的學者們叫苦，認為給參與清史課題研究的學者們的錢，“并不多”。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因為“一心一意”做清史工程，他本人從2002年到現(xiàn)在只發(fā)表了幾篇論文，既沒有其他的課題費，也沒時間想職稱晉升的事情。他認為，很多人跟自己一樣，為給國家修清史，影響了晉升。

　　“把一輩子的東西留下來給國家作為文化遺產，給他們30萬~40萬元的經費，你覺得多嗎？”這位分管課題項目的清史工程副主任反問記者。

　　成崇德表示，參與清史工程的學者要像司馬遷、班固、宋濂那樣，“坐十年冷板凳”。不過多位受訪者向記者表示，在目前的人文社科領域里，“清史工程是最肥的一塊肉，沒有課題經費比這個更多的了”。

　　盡管正遭到同事的質疑，但眼下也有讓成崇德“一想起來就覺得安慰”的事情。一個多月以前，俄羅斯科學院一位院士前來考察交流時對他感嘆：“如果諾貝爾獎設歷史學獎，那非清史工程莫屬。”

　　而成崇德也樂于把這分安慰，與自己的領導共同分享。“我認為，在紀寶成校長和程天權書記領導期間，人大的教學科研管理非常嚴格，學校的發(fā)展趨勢不可阻擋，清史工程運轉正常。”他鄭重囑咐記者，“這句話一定要寫上。” 本報記者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