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石

　　福建南平8名活蹦亂跳的小學生，被一個叫鄭民生的失業外科醫生，用殘忍而高效的方式殺害了。根據報章提供的信息，兇手工作沒有著落，戀愛史就是失戀史，因此積累了很多反社會的情緒，最終一股腦地發泄到了比他更弱小的孩子身上。

　　蹊蹺在于，即使是暴力發泄，為何一定要找孩子或陌生人撒氣呢？孩子招誰惹誰了呢？南平泄憤事件手段之殘酷、加害對象之荒謬、影響之惡劣，挑戰我們的常識。我們不禁要問：同樣是弱勢群體，為何要刀刃以對？

　　這個問題的備選答案很多，但一個比較直接的答案是：我們的社會，真正的仁愛教育實在太少。對于權威的服從、對于下層的蔑視、對于過得比自己好的人的嫉妒(瞧，人家的房子是復式的)、對過得不如自己好的人的阿Q式自滿(瞧，我至少是房奴，可他連首付都沒有呢)，歸根結蒂，都是圍繞著一個私利。

　　我們真正尊重領導嗎？不，我們尊重的是他們的權力；我們真正在乎人際關系嗎？不，我們在乎的是自己在人家關系中的位置。我以外的人，要么是諂媚的對象，要么是被鄙視的對象，要么就是在心情很不爽的情況下用來殺戮泄憤的對象，總之，肯定不是用來尊重和愛的。換言之，只要兇犯有一點點仁愛之心，就會在舉起屠刀的那一刻有一丁點的良心發現：瞧，那些孩子多可愛，我的遭遇和他們相關嗎？不，在那一刻，他腦子里想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讓天下人負我”之類的混賬邏輯，他只在乎自己因為殺人而可能帶來的心理學快感。

　　由此看來，經濟不景氣，只是用來掩蓋真正問題的借口，概率學統計則更是事后諸葛亮式的自作聰明。關鍵的問題是：道德的潰敗已然在社會底層發生，而那些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或許會用更極端的方式去侮辱和損害別人。

　　南平的慘案，使得我聯想起了數年前我在意大利羅馬看到的一個場景。那時我正在坐地鐵，很擠。卻發現有整整一節車廂被空出來，用來裝載出游活動的小學生。那節車廂雖然出奇地空，但沒有一個大人對此有怨言。對于羅馬人來說，自己再擠也不能擠孩子，似乎是自明之理，誰要違背，就會遭致人神共憤。在這樣的國度，殘殺孩子以泄己憤的故事，恐怕連電影編劇都不愿意去寫，因為實在太“脫離生活”了。但不幸的是，意大利人想象力所不及之處，恰恰就是我們所面對的冷酷現實。

　　(作者系高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