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指出，普通話和方言，并非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它們之間完全可以互補共贏。方言是豐富普通話詞匯的一個源泉，普通話應在自然的語言環境中，吸收群眾方言口語中隨時產生的生動詞語。方言和通用語共存交替使用，是很自然、容易的事情。壓制任何一方，都會出現語言生活的不穩定與不和諧。語言和方言資源是一個國家和地區“軟實力”的體現，濃縮著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和生命狀態。我們要珍愛、保護和開發人類的語言和方言。

　　滬上某外資企業的部門主管徐女士，最近成了周立波“海派清口”的“超級粉絲”。“去年底就聽說了這個滑稽演員的大名，公司里不少‘小年輕’都去聽他的專場演出。”徐女士帶兒子去了趟美琪大戲院，整場“清口”聽完，她直呼過癮。

　　然而，和持續加演仍一票難求、百分百上座率的火爆現場相比，徐女士兒子的表現，卻多少讓她有些不愉快。臺上，周立波用地道的滬語方言講述30年的社會變遷，不時引來陣陣喝彩，可身邊的兒子卻說：“學校里都不說上海話的，臺上的表演，我就能聽懂個大概吧。”

　　徐女士猛然意識到，不僅兒子在學校里要按規定說普通話，自己在家里也要每天配合語文老師用普通話和兒子交流；不僅如此，由于公司里“新上海人”很多，自己似乎也有很長時間沒怎么說過上海話了……

　　“阿拉上海人”———就像這樣一句曾經是最簡單的滬語方言，你有多久沒說了呢？

　　滬語正被逐步邊緣化

　　阿順是本市某大學漢語言專業的學生，他向記者描述了一個有趣的語言現象。在家里和祖輩交流時，阿順基本都說上海話，但他的上海話比起祖父、祖母來，有明顯差別。“他們使用的一些詞匯和慣用語，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我在表達時，肯定不會這樣說。”相比于祖輩，他的滬語方言和父輩似乎更接近一些。

　　在語言專家眼里，這種語言流變現象是必然的，而且并不獨上海話所有。同樣的變化，還表現在同一詞語隨著時間的推移，意義會出現延伸。比如，“小兒科”原本是從國外引入滬語的一個醫學名詞，現在它逐漸可以用來表示“一件事情易如反掌”等意思；“打回票”原指開發票，但時下成了“被拒絕 ”、“吃閉門羹”的代名詞；而祈使詞語“幫幫忙”，現在已演變成了“不要幫忙”的意思———“儂幫幫忙哦！”

　　“事實上，語言有其自我調節的功能，會不斷淘汰舊有詞匯，并同時納入新的語詞。”但語言專家也認為：除了自然演變之外，如果以統一的壟斷對方言進行過多干擾，則會使方言越來越邊緣化。

　　如今，在上海的中小學、幼兒園中，孩子大多被要求用普通話交流。個別學校里，孩子如果說上海話，會被扣去文明行為規范分。有語言研究學者表示，如果不加以有效保護，上海話在“看得見”的時間里消亡，并非危言聳聽。

　　“對一個人來說，7歲是語言的形成年齡；在13歲之前，學習任何一門語言都可以基本達到母語水平。”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陶寰對記者說，如果在這一時間段切斷上海話語境，使孩子接觸上海話的機會不完整，那肯定講不來上海話。滬語研究專家、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錢乃榮說，眼下很多年輕人的上海話大打折扣，就是因為從小缺乏滬語接觸環境。長大后再開口說上海話，對滬語的理解程度，僅限于日常交際用語，“他們將普通話轉說成滬語，滬語中豐富的特色詞語便流失了。”

　　出風頭(炫耀自己)、牽頭皮(抓住他人的舊過失或把柄)、收骨頭(對人嚴加管束)、軟腳蟹(比喻膽小、意志薄弱的人)、賣野人頭(哄騙)、牽絲扳藤(拖拖拉拉)、開年禮拜九(遙遙無期)……據調查，現在的上海年輕人中，能地道地使用這些滬語詞的并不多，有些甚至根本不了解具體詞意。

　　勿以犧牲方言為代價

　　趙本山在春晚上的表演，讓人們明白了什么叫作“忽悠”。現在，這個詞已進入普通話系統，被人們廣泛接受。“‘忽悠’接近詐騙的意思，但程度沒那么嚴重，且帶有善意或輕微惡意的感情色彩。”陶寰對記者說，方言不斷豐富著普通話的表達功能。試想，如果“忽悠”未進入普通話，若要表達相同意思，則會大費周折。

　　“普通話和方言，并非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它們之間完全可以互補共贏。方言是豐富普通話詞匯的一個源泉，普通話應在自然的語言環境中，吸收群眾方言口語中隨時產生的生動詞語。”錢乃榮教授認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方言是從幼時跟著母親學會、表達最自如的母語，不必像普通話那樣，需要通過推廣教學才能學會。“方言和通用語共存交替使用，是很自然、容易的事情。壓制任何一方，都會出現語言生活的不穩定與不和諧。”

　　“語言和方言資源是一個國家和地區‘軟實力’的體現，濃縮著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和生命狀態。我們要珍愛、保護和開發人類的語言和方言。上海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應該構建‘多言多語’的和諧寬松環境，讓方言和通用語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