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告內容涉及六個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錯誤。王明在信中寫道：“公司(黨)目前的狀況十分嚴重，因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傾)確實犯病了”。“老板的這些胡作非為，都是由于他右腦有病”。說李立三等“不僅完全否定中國貿易(革命)在世界市場(世界資本主義)破產前勝利發展的可能性，而且幾乎公開否定C.C.(蘇聯)在第三時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時期和不平衡規律(他的病根正是在這里)。”說中國黨內“反巴黎(共產國際)的氣氛傳播得很廣。現在不僅在政治上已明顯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線，而在組織問題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對伊萬(王明)等人的攻擊是同對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機構(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攻擊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門的老板患‘左’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門的老板則患右傾病，有時有的地方既患‘左’傾病，又患右傾病。誰也沒有權力批評他們。制度幾乎達到了恐怖的程度(請原諒我這樣說)。理論和實踐不少是建立在國民黨作風和陳獨秀主義的殘余基礎之上的。”

　　二是介紹他們與李立三等斗爭的情況。王明在信中寫道：“我們痛心地向您報告我們的不幸。我們近來在關于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關系問題上同我們公司的老板意見不合。”說他在一次會議上就中國的“所有主要問題發了言”，如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關系問題，對目前形勢的評估，富農問題、湖北省委的問題等。并“具體說他幾次親自與李(立三)和向(忠發)談了話，但他們也如同以往那樣一句也聽不進去。”說向忠發等指斥王明等政治上是右傾分子、組織上是宗派分子，“我和其他人都抗議這類指控，堅決捍衛自己正確的政治觀點”。

　　三是指責李立三等對他們進行迫害。王明在信中寫道：“老板們與我們和從法國(蘇聯)來的人為敵，極少數人除外。他們認為我們是異己分子，認為我們與巴黎中央辦事處(共產國際執委會)有聯系，因此他們甚至不愿和我們交談。老板們已經把這些‘異己分子’從公司的重要工作職位上撤了下來，并威脅要把我們趕出公司”。說向忠發和項英召見王明等4人，“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問題：‘要么你們承認錯誤，無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離開公司’……老板很不滿意。他要求我們寫出書面聲明，他過去和現在在每次會上都發動反對所謂‘四人’的全面運動。”并且說：“情況十分嚴重……每日每時都有被趕出我們公司的危險。”“對伊萬等‘巴黎人’的進攻一天比一天加強。形勢太嚴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訴說他們被處分：“伊萬開除(出黨)六個月，給馬克松、博格涅爾和康穆松最嚴重警告。解除我們的一切工作。”

　　四是請求共產國際干預。王明在信中寫道：“老板的這些胡作非為，都是由于他右腦有病。這種病需要好好治療，而在貧困的中國很難進行這種治療。”“如果繼續由李(立三)領導，如果不發來更好的商品，公司絕不可能健全起來。”“我希望巴黎公司盡快采取果斷措施，不僅在政治問題上，而且必須在組織問題上整頓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為這樣做比讓斗爭發展到極點對公司更有利。我請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來這樣一封詳細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問題，從經濟問題開始到轉變問題為止，特別是關于對時局和策略路線的評價問題”。

　　五是表明他們與李立三等斗爭的決心。王明在信中寫道：“我和其他人決定與右傾機會主義者作殊死斗爭。雖然我們暫時很艱難，要作出自我犧牲，但我們仍把此事看做是自己的義務。”“斗爭日益激烈。伊萬等人不僅仍面臨著被開除而且還面臨著對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脅。可是有什么辦法呢？個人并不太重要，就讓個人的命運和生命在這種斗爭中犧牲吧。但事業是千百萬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事業是永恒的！”

　　六是報告中共黨內反對李立三等的情況。王明在信中寫道：“在公司目前狀況下，所有基層都不滿，領導路線已破產，如果我和其他人公開宣傳我們與老板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一些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路線的破產，另一方面，基層組織和一部分干部的憤怒情緒太明顯了。”“可能在公司內部很快就會爆發嚴重的斗爭”。”干部和基層(黨組織)都急切地等著了解(共產國際執委會)這些信的內容，因為這些信能對他們現在和將來的貿易(革命運動)作出明確的答復和正確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