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無限夸大諸葛亮的智慧與能力，把他描寫成“多智而近妖”。而歷史學家胡覺照認為，從樹立、拔高諸葛亮個人形象，直到將他塑造成一個完人而推上神壇，是《三國志》、歷代政治家、史學家、《三國演義》等集體力量的結晶。

　　崇拜的發端

　　諸葛亮其所以能登上神壇，首先歸功于本人的資質，即賢相、廉吏二者兼有的身份。這不僅是統治階級需要的，也是整個社會需要的，它是社會各種矛盾的潤滑劑，是使社會保持相對穩定的支撐點，這種官員十分罕見，因之也就更可貴。

　　劉備死后，諸葛亮集軍、政、財、文大權于一身達九年之久，必然會形成個人崇拜，另有三個因素使個人崇拜得以深化：一是龐大的國家機器對民眾的嚴密控制，只有九十四萬人口的蜀國，官吏竟有四萬多，軍隊十五萬，平均27.5人養一個官，并負擔近五個士兵，在后方生產第一線的，已只能是婦孺老幼了。民眾供養了龐大的國家機器，龐大的國家機器反過來又成為懸在民眾頭上的利劍，以婦孺老幼為主體的西蜀舉國，就難以形成反抗的力量。

　　二是對外戰爭轉移了民眾視線，不滿情緒容易轉化為同仇敵愾，原本就不能代表自己的民眾，更將戰爭的勝利結束，丈夫、兒子榮歸故里的希望，一股腦寄托在諸葛亮身上。

　　三是嚴刑峻法的威脅。這是諸葛亮治蜀的基本思路，將嚴刑峻法貫徹始終，使得百姓不滿情緒只能藏匿于胸腹無法溝通，高壓之下出輿論一律，出贊詞頌歌。久而久之，這些虛假的贊詞頌歌就成了全體國民普遍的思維模式。

　　諸葛亮五伐中原時，形勢遠遠惡劣于夷陵之戰前，丞相身份遠遜于唯我獨尊的皇帝，但同僚們卻無人敢講不同的意見。這說明，諸葛亮的個人崇拜已經形成，人與神之間已不能交流而只能順從。

　　《三國志》

　　拔高、隱瞞史實塑忠臣

　　陳壽出生于益州巴西安漢縣(今四川南充市)，生于公元233年，諸葛亮死時年僅兩歲，從學于蜀國典學從事譙周(教育部副部長或部長助理)，出仕后任觀閣令史。他父親曾是馬謖參軍，身份當是高級軍官，軍人的思維較為單純，以建功立業封妻蔭子為目標，故崇尚戰爭，不可能認識到諸葛亮治國方略的錯誤，其父的認識必然影響到陳壽；優越的家庭環境，使陳壽無法了解到戰爭帶給下層民眾的深重苦難；陳壽的后輩身份和低微的官職，自然生活在諸葛亮的陰影之下；更加之諸葛亮死后，蔣琬、費、姜維等解決不了宦官黃皓的專權與胡作非為，陳壽也因不肯曲意阿附而屢遭貶黜，從而對諸葛亮就有了更多的崇拜與懷念，容易忽視其過失而追念功勛。所以在傳記中發生了諸多偏頗，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諸葛亮時代，西蜀是典型的戰時經濟體制，它的特點是一切服務于前線，一切都為了戰爭，民眾的疾苦生死當然會無暇顧及。然而在所有人的傳記中，卻只字不提民眾遭受的戰爭苦難，只字未提蜀國人口急驟下降的事實及原因，對北伐中前方將士的叛變，《晉書·宣帝本紀》中記述得十分明白，而《三國志》卻加以隱瞞。

　　其二，在記述諸葛亮治蜀德政時候，結論性語言過多也過于抽象，并沒有實例作支撐。這同書寫其他人傳記的手法頗為不同，也違背了治史的證據原則。

　　其三，為了塑造諸葛亮的忠臣形象，陳壽立傳有曲筆。在諸葛亮、諸葛均兄弟二人何以去隆中躬耕一節，陳壽曲筆下寫了：叔父諸葛玄帶著他二人去豫章(今南昌)接任太守職務，后來朝廷改派了朱皓，諸葛玄就帶他二人去荊州投靠故舊劉表。諸葛玄死后，諸葛亮兄弟二人躬耕隴畝。這是難圓其說的。《獻帝春秋》記述的事實是：豫章太守周術死后，劉表推薦并經袁術同意(屬袁術轄區)，諸葛玄帶著兩個侄兒前往豫章就任太守。但朝廷沒有批準劉表的推薦，而派朱皓前去接任，大概是諸葛玄不肯移交的原故，朱皓從揚州刺史劉繇處借兵攻打了進去。諸葛玄兵敗后退居西城，西域百姓蜂擁而起殺了他。那末，諸葛亮兄弟二人的去荊州，只能是自己的選擇。

　　其四，為塑造忠臣形象，陳壽對諸葛亮有虧臣節的內容都隱瞞不書。南征回成都之后，僅以不足掛齒的功勞，諸葛亮已欣然接受了五錫，即：“金斧鉞一具，曲蓋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同曹操比較，諸葛亮顯得性急了許多，這些有虧忠臣形象的重大內容，陳壽一概隱瞞了。

　　陳壽對諸葛亮的拔高和隱瞞，已將傳主推到了近似完人的地步。關于后人指斥陳壽因家父被諸葛亮剃光頭發而挾嫌報復事，是不攻自破的惡意中傷。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將街亭失敗的責任分剖得十分明白：“馬謖背離諸葛亮的調度安排，作出了一系列錯誤的決定和部署(原文為“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其父是馬謖參軍，馬謖的錯誤，同其父自然聯系在一起。此段史料已證明，陳壽不僅無報復之嫌，而且有自認父親之短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