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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川幸次郎通過他對中國文化漫長的研究發現，在中國，文學不僅處于各種藝術的首位，在大多數時代文學還被認為是人類生活所必須的一部分

　　文/楊鍵

　　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曾經說過，京都的中國學是以與中國人相同的思考方法、與中國人相同的感受方式來理解中國為基本學風的。為此，如果不去中國留學就不可能做好中國的學問，這已成一種規則。

　　吉川幸次郎初到北京留學，第一印象就是夜之暗。城市暗，房子里的電燈也暗。物體看起來都呈黃色的這個國家，連燈光的顏色也是寂寞地昏黃著。夜，在中國不是讀書的時間。

　　在沒來中國之前，青木正兒曾經對吉川說，一般人認為日本的風景是纖細的，中國的景色是豪壯的，但實際上像西湖那樣纖細的景色，在日本哪里有呢？青木在《江南春》中也寫到過這意思。初入揚子江口，兩岸一望無盡的柳樹，那些柳樹無論取哪一棵，它的細致的美感也是壓倒日本的柳樹的。

　　那時，吉川幸次郎正在讀晚唐詩，深感于它遠比日本詩更為纖細，于細致處顯示出美感。直到他來中國，才進一步發現，中國的自然色彩也比日本更輕柔、美麗。他曾請教過植物學者，得到的回答是日本的山植物種類多，所以綠色復雜而呈黑，而中國在同樣的面積中植物的種類少，所以山色是單一的美麗的綠色。

　　吉川對中國文學所體現的人生觀深表信服，他認為最古的文學《詩經》背后的人生觀是：人所具有的善意，可以使個人和社會都獲得完全的幸福的樂觀主義。

　　在《詩經》中，悲哀和憂憤的詩比高興的詩更多。但是，樂觀作為一種原則并沒有動搖。作為“天”的延長的人類，并非微小的存在，至少本來不是微小的。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雖然也出現過動搖，但對人的能力的信任，即人的拯救不是靠神而只能是靠人自己，這是中國文明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國文學的精神所在。即使在出現動搖的時期，這種精神作為文學的背景，也從未完全消失過。

　　重視非虛構素材和特別重視語言表現技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的兩大特長。吉川幸次郎舉例說明:最早的文學《詩經》是在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與荷馬敘事詩的產生、成熟同時——產生和成熟的，但已是早早地以凡人的日常生活的哀歡為素材的抒情詩了。至于戲曲文學，在中國古代更是沒有。作為虛構文學的戲曲和小說的出現，在這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國家里，是最后1000年的事。而與素材取自于實際的經歷特別是取自于日常的經歷相對立，中國文學的表現形式卻是遠離日常的。文學的語言不是日常的即口語的語言，原則上是要求有一定規范的特殊的語言，詩不用說必須是有韻律的語言。

　　吉川幸次郎通過他對中國文化漫長的研究發現，在中國，文學不僅處于各種藝術的首位，在大多數時代文學還被認為是人類生活所必須的一部分。在視覺藝術上，中國文化重視繪畫，以及與繪畫有同等地位的中國文化所特有的藝術——書法，而文學的地位比他們都優越。至于雕刻與建筑，直到不久以前，都不被認為是藝術，而只是技術。音樂，在文明的初期是比文學更優越的藝術，不久以后，它的地位也讓給了文學。這使得文學成為民族的普遍行為，對文學的參與，至少是能作詩、寫規范文體的隨筆、散文，被視作是作為民族指導者的政治家、官僚所必備的修養。

　　因此，在中國，文學家或者說文學的參與者數量是極多的。唐代三百年，有詩作傳世的2200人，宋代三百年更增至為接近4000人。另外，吉川幸次郎還認為這個國家的文明是以對政治的關心、對通過政治來發揚人的善意的關心為軸心而發展起來的，文學也是在這個軸心之上。李白、杜甫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白居易、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既是詩和散文的大家，同時也是國家的重臣，是同時指導他們各自時代的文學和政治的“巨公”。

　　一般來說，沒有任何為官經歷的文學家絕對稀少。而3世紀的魏文帝、6世紀的梁武帝既是君主又是那個時代的文學領袖。哲學家與文學家的關系也是這樣相輔相成的。不作詩的哲學家通常是不可想象的，而哲學論文必須是有規范的散文。宋代哲學家朱熹、明代哲學巨頭王陽明都是在詩和散文上極有造詣者。他接著說：像中國這樣只注目于現實世界，只注目于人，而抑制對神的關心的文學，在其他文明地域確實是無與倫比的。中國沒有產生莎士比亞，但是，也應看到，西方也沒有產生李白和杜甫。

　　吉川在年齡很大的時候被問起為什么喜歡中國，他說他也不清楚，好像是命運的安排一樣。他從一開始就喜歡中國，這是為什么實在說不清楚。★